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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公开不是“洪水猛兽”
“大家担忧信息公开，把其当做‘洪水猛兽’，怕一公开就乱了。”周汉华回忆，2003年之前，信息公开还是很敏感的问题。
“记得2002年，央视新闻调查做了期特别节目，取名‘你有权知道’，结果审片人没看节目，光看这5个字，就给毙了。”周汉华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刚接触“信息公开”课题时，名字都不叫“信息公开”，而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曾主管公共卫生及传染性疾病防治，3月22日他回忆，SARS前，对于突发性疾病的信息，卫生部门一般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
首次有关北京“非典”疫情的官方报道，出现在2003年3月26日。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卫生局消息称“非典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
实际上，北京接诊“非典”患者始于当年3月初，从山西来的病人短期内相继病故。302医院10余位医护人员受感染。
公安部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打开天窗说亮话——新闻发言人眼中的突发事件》一书中说，“长久以来，对突发灾难和社会负面事件，往往是‘多做少说’，有时还‘只做不说’，时常‘开门讲成绩，关门说问题’”。
“打开天窗说亮话”
信息封闭，疫情在发展。
2003年3月27日，世卫组织宣布北京为疫区，并在4月2日发出旅游警告。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通过电视听到张文康这番话“很愤怒”，决定写信告知媒体自己了解的真实信息。4月8日，《时代》杂志采访蒋，并在当晚将内容上网。
次日，北京被举世关注。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闵大洪，后来在论文中回忆，当时信息不公开导致SARS蔓延等评论纷至沓来，“中国政府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
一周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胡锦涛强调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4月19日，温家宝警告，所有不报或瞒报感染病例的官员，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分水岭随后出现。
4月20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北京确诊非典339例。
此后，从2003年4月26日到6月24日，60天里每到下午4点，中央电视台直播卫生部“每日疫情通报”。毛群安等三名发言人轮流主持。
“过去我们对信息公开有恐惧，总觉得公开了，是不是老百姓就很恐慌、社会不稳定。但事实证明，信息公开反而有益于稳定人们的情绪。”3月21日，SARS时期“临危受命”出任卫生
部新闻发言人的毛群安回忆，“这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以后遇到类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是要信息公开。”
催生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场危机，成为变革的机遇。”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这样评价。
“在SARS之后，‘内紧外松’的观念有些变化，更主动地对于传染性疾病采取公开态度。”殷大奎3月22日回忆。
在武和平看来，抗击“非典”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其成功本身，“因为它悄然引发了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实现了突发事件信息从‘基本不说’到‘一定要说’的历史性跨越。”
是“非典”这个病菌倒逼，所产生的强大反作用力，催生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大地“呱呱降生”。
2003年9月22日，国新办在北京顺义举办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这批学员被称为“黄埔一期”，毛群安即是其中之一。
第一期培训班结束时，国新办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加强新闻发布工作是国内期待、国外关注的大事。
这位负责人说，“非典”让大家更加感觉到让老百姓有知情权，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非常重要。
在SARS期间，国新办一共举行了八场新闻发布会。这个时期，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吉林、深圳等地，也纷纷建立起新闻发布模式。
“非典”过后，国内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铺开。
据报道，至2010年底，中央13个部委、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委，都已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并建立起新闻发布制度。
加快立法进程
SARS结束后的两年，全国各地涌现出信息公开地方立法热潮。
据周汉华统计，2004至2005年，全国有308个地方制定了相关法规。他认为，这是“非典”加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具体表现。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
周汉华说，条例起草过程中一直坚持这一原则。
条例实施后，政府主动公开的范畴拓宽至各个领域。而公民申请公开的内容也逐渐扩展，诸多案例见诸报端。如律师李劲松申请多个中央部门公布“三公”数据等。2012年，一名大二学生要求公开“表叔”、陕西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也被社会高度关注。
2012年12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5周年，北京大学举办的“信息公开与政府创新”研讨会上，有专家评价中国政府网站的可用性和内容丰富度在显著提高，在主动发布信息的同时，各地、各部门及时受理信息公开申请的要求，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学者们同时认为，信息公开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指出，公开的尺度还不够宽，法律保障还不够完善。
作为多年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的专家，周汉华坦言，“尽管目前已经有了国家法规，但距离真正的阳光政府，还有比较远的距离。”
他认为，正是当年的“非典”风波，“暴露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严重滞后不足，也使公众对政务信息公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周汉华说，信息公开的意识影响着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思维方式，“过去是规定公开才公开，现在是没有例外即公开。”
□新京报记者 刘刚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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