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官场小说的畅销引来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批评有的官场小说“丧失道德底线,宣扬权钱交易、情色交易,让人顿感官场小说已经沦落为文学的烂污之地”,提出应该让官场小说“投射出正道,让人们明白这个世间还有法治”。
虽然坚持“正道”的确是文学作品应有的教化功能,但如此定性官场小说,也不免有失偏颇。在出版业市场化的过程中,诚然有的作者投读者所好,将情色、暴力和官场元素糅合成为娱乐性大于文学性的商业产品,作为人们消遣的工具。这和那些抗日影视剧为了收视率,加入武侠元素是同一个逻辑。这些作品不适合用严肃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衡量,就像电影《泰囧》的成功不适合从其艺术性来评价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娱乐产品就可以没有底线,而是说应该宽容商业价值高但文学价值一般的作品存在,因为它们毕竟能够带来繁荣的文化市场和激烈的竞争。而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必须“站在”无数平庸作品的“肩膀”上,采百家之长,补百家所短,才可能诞生。虽然比起消遣类小说,严肃文学的受众是少数,但这些具有深度的作品一旦出现,必将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不会被平庸的娱乐产品湮没。感叹官场小说的“沦落”,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人们对官场小说的追捧,源自于社会现实的心理状态投射。一方面,我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科层制官僚系统,人们的生活总避免不了和这个系统打交道;另一方面,官场的内部运作始终缺乏公开,还经常被法律和规章条文以外的“潜规则”支配。对读者来说,官场小说某种程度上是他们了解社会运行规则的一个渠道。毕竟,如果官场的行为规范足够透明,所有人都循规蹈矩,官员不用学习“潜规则”,按照规章制度工作便可,老百姓可以通过看看新闻、查查公告了解政府,这种神秘感和魅力也就不复存在了。其次,小说创作本来就讲究典型性,作者借鉴全国各地腐败现象,放在一个县、一个市里集中表现,也是写作技巧的一种运用。即使权钱交易和情色交易的严重程度比现实有所夸大,也不能由此判断他们是丧失底线。最后,对于官场小说里的很多“黑幕”,我们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事实。读者之所以认同“不法交易”、“玩弄权术”等情节,是因为这符合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期待。如果把社会堕落的责任推到小说身上,实属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之举。况且很多名垂青史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包括《金瓶梅》、《红楼梦》,都涉及大量“邪道”的描写,来展现社会生活的真实一面。同样,官场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正是体现其价值所在,告诫人们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制度依然有很多不足,法治道路依然漫长,正义依然需要努力捍卫,这何尝不是弘扬“正道”的体现呢?
的确,官场小说的泛滥,还是有值得人们反思的地方。但这种反思不应面向读者,担心他们会被这“烂污之物”弄得“娱乐至死”;而是应该面向小说指涉的现实,指向华丽官袍之下的腐朽与污秽,那里才是各种“歪门邪道”的真正起源。(邵 立)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