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成国企第一大犯罪类型 专家呼吁改善制度不公【2】

百姓们会问：“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这就是贪欲的无止境和扩张性，抑制贪欲办法是企业家信念、良知和守法底线，如果他失去做人的基本信念和企业家基本追求，良知让狗吃了，不愿坚守法律底线，贪欲就会横流。许多白领犯罪者在寻找犯罪原因时喜好强调自己不懂法，但大量的犯罪学研究表明，他们更多是轻视法律，认为地位和金钱可以摆平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认为，犯罪并不是自己不好，而是法律制定的不好。

其次是信用的违反。犯罪学家在为“白领犯罪”下定义时，普遍认为：这是由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商人和专业人员所为的犯罪，它的基本特征是违反了授权责任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他们将人民和国家托付给他们的权力滥用，违背了企业职工、纳税人和投资者对他们的信任，利用职务和地位谋取私利或小集团利益，因此也把它称为“违背信用的犯罪”，如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侵占挪用、制假售假、信息诈骗、内部交易、污染环境等。

第三是制度环境的漏洞。

记者：制度环境问题是我们所关注的，您能具体谈一下吗？

张荆：在分析国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类型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报告》披露的82例国有企业家犯罪中，受贿罪占34.3%，居第一位；贪污罪占21.3%，居第二位；挪用公款罪占7%，居第三位；其次是挪用资金罪、滥用职权罪等。而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类型则截然不同，从121例案件分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居第一位，占12.6%；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居第二位，各占6%；其次是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行贿罪等。

为什么都是企业家，国营和民营的犯罪类型却出现如此大差异呢？与各自所处制度环境有关。国企具有垄断性，依附于行政权力获取丰厚资源和财富，国企改革尽管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但传统的“家长制”仍镶嵌其中，“一把手”的权力缺少监督和制衡，致使国企“一把手”犯罪居高不下，企业高管与贪腐相关联的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成为其主要的犯罪类型。

民企则不同，因缺少资源和公权力优势，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行贿、非法吸收民众存款等来获取资源和资金，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不少民企的资金链断裂，致使一些民营企业家铤而走险，从事犯罪活动。从王利荣律师的统计看，2012年，民企中有17例涉黑案件，就是说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公权力无法解除困境时，会企求黑社会的帮助，进一步说明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险恶。

按道理说，合理的市场经济应不分企业的大小、所有制性质，共享资源、平等竞争，但我们市场经济中，确实存在着制度性歧视。造成企业家制度环境的差异，也导致企业家犯罪类型的差异。

记者：企业家的犯罪对社会有什么危害？

张荆：如果单从金额来说，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要比街头犯罪大得多，比如，刚才提到2012年企业家贪污最高金额为6500万元，一个高水平的扒手就算每天能偷2000元，也要偷上90年。

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犯罪是一种违反信用的犯罪，它会带来社会成员的彼此不信任，特别是对社会精英的不信任，会大幅降低社会的道德感和组织性。近年来，我们谴责“小悦悦事件”、“90后殴打老人事件”，感叹社会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时，往往会忽视社会精英犯罪对降低全社会道德水准的作用。

记者：未来企业家犯罪的趋势如何，怎样预防和抑制企业家犯罪呢？

张荆：下一个阶段，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转变，各种服务型中小企业依然会大量产生，如果我们的制度环境没有太大的改观，企业家犯罪依然会呈上升态势，因此，我们首先要从改善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下手，预防和抑制企业家犯罪，良好的制度环境也能有效地保护企业家人才。

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一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资源垄断，以及行政对企业的过度干涉，铲除垄断者“寻租”和非垄断者“送租”的制度性土壤。

在目前市场环境尚无更大改观的情况下，需要建立一种保护机制，民营企业的合法经营遭受重大挫折和困难时，应该得到类似于国有企业式的国家保护或社会保护，避免民营企业家的铤而走险。

同时应该认识到重视民营企业就是重视民族工业，就是保障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应当对国有企业“一把手”的权力加以限制，完善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机制，让国企“一把手”认识到，他们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代表国家和民众管理国有企业的CEO。要让国有企业家的权力通过民主程序，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应当进一步完善市场和企业的相关法律，厘清公法和私法的调整范围，否则会导致企业家的罪与非罪、刑事与民事的边界不清，一方面容易导致刑事手段过度干预市场活动，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企业家经济犯罪的“红线”不清晰，误入犯罪歧途。

第三，除了通过完善制度环境抑制企业家的“贪欲”外，还需要通过定期培训、职业教育等方式，强化企业家的职业信念，激活企业家内在的“诚实信用”和“社会责任感”。当然，必须承认许多行业中目前存在着大量的“潜规则”，使企业家通过诚实守信获得利润的信心不足，所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铲除制造“潜规则”行业腐败势在必行。

第四，继续保持对企业家犯罪的高压事态，提高案件的破案率，因为提高破案率就是提高企业家犯罪的成本，会有效地抑制企业家犯罪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