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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设统一举报电话“捉拿”PM2.5元凶【2】

2013年01月24日08:17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应急机制缺乏法律保障

  针对几度笼罩华北地区的雾霾天,北京等地已持续启动了几轮应急方案。但马军坦言:“目前我国关于PM2.5的治理还是以‘应急’为主,往往是到重度污染了才出台紧急措施,并且方法上也是刚刚起步,经验匮乏。”

  周宏春告诉记者,目前面对雾霾天,我们的对应方法还很有限。

  “无非是关闭污染排放总量大的化工、建材、电力等企业,‘叫停’露天的建筑工地,杜绝大面积的秸秆焚烧,停驶一定比例的公车等。”周宏春说,他认为这些应急方案,短期内会起到减少大气污染的效果,从长远来看,仍不成熟。

  “目前,我国在出现大气污染后启动的应急机制没有法律保障。关闭污染严重的企业是通过行政手段,肯定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行。关闭后,是否对他们提供一定的补偿?这在我国仍没有达成共识。企业也是不可或缺的应急主体,没有补偿,企业参与污染防治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周宏春表示。

  马军还提示,面对雾霾天气,我国的应急机制的启动往往来的很突然,缺乏“过渡缓冲期”。

  “雾霾天气应该被提前预报,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提前给重度污染企业下通知,告诉他们在哪个时段要关闭,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做前期准备。目前看来,我国缺乏这种制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相关企业的损失。”马军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戴亦欣直言,目前,应急方案的制定还比较宏观,有待进一步细化。

  “有些比较清晰,容易执行。比如极重污染日,建议停止学生户外锻炼活动,可以通过教育局系统逐步下发到各个中小学,能基本得到落实。有些方案则缺乏更明细的规定,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比如公务车辆限行30%,听起来简单,但如何协调在京机构公务车限行?具体多少公务车限行?公务车限行对污染的减少有多少贡献?这些具体的执行细节往往被忽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而言,即便有清晰的政策条纹,如果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执行方案,往往难以落实。”戴亦欣说。

  统一举报电话“捉拿”元凶

  “要治理大气污染,不仅要有成熟的短期应急方案,还要有长期的治理规划。”马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一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积极尝试。“比如,《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送审稿)》几天前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中明确提出了防治扬尘污染的方案,这就是一大进步。”马军说。

  周宏春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短期的应急方案的作用在于为长期的治理创造条件。“长短结合,才能出成绩。”他直言,“最根本的还是要调整能源结构。”

  记者查询国家能源网看到,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清洁能源发电9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4%。2012年1月至10月,全国共消纳清洁能源电量8102亿千瓦时,比2011年同期提高3.6个百分点。

  对此,周宏春认为,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较快,但应用率亟待提升。“比如,中国光伏电池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40%,国内光伏产品的应用消耗只占产量的10%,其余的90%都被销往国外。目前我国被大气污染困扰,新能源的发展也应该在出口和自用间做一个平衡”。

  此外,周宏春还建议在治理PM2.5污染时采取“区域联动”的策略。“有个比喻很贴切:北京是个‘大锅底’。因为有数据说,北京的PM2.5有一部分是从河北、天津等地区漂来的。若只是依靠北京一方的力量,PM2.5的治理很难有成效。”

  更多专家呼吁,治理大气污染需要公众力量的支持。

  “公众不仅要从自身做起,积极践行节能减排,也应当起到监督作用。目前看来,政府激励公众参与的措施还有待改进。”马军说。

  比如,北京市环保局近期发官方微博称,鼓励市民参与清洁空气的监督行动。环保局称,如市民发现工业企业非法排污、烟囱冒黑烟等情况,可以拨打市环保局12369热线举报;如发现有渣土车没有密闭就上路行驶、建筑垃圾、管线挖掘等问题,可以拨打市政市容委12319热线举报;如发现露天焚烧、道路遗撒等可拨打96310城管执法热线举报。

  “上述环保监督电话有很多个,这就给公众的举报监督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设立一个统一的举报电话,公众拨通了以后再根据具体问题转接到不同部门。各部门明确分工是好事,但有时候也需要打破条条框框,治理PM2.5污染需要联控、联防、联治。”马军表示。 实习生 张轶婷 本报记者 王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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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玥、段欣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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