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门难进,“有关部门”还有另一“杀手锏”:鸵鸟政策。记者联系采访,先是要看采访提纲,发去后就石沉大海,而热点新闻的生命力很短。这些部门以为藉此就可以战胜记者,逃开公众的视线。在那些不愿向公众负责的“有关部门”面前,哪个记者没有点采访中的“血泪史”?至于因为发表舆论监督报道而置身危险、被封杀之类的经历,就更不消说了。一位官员告诉过我,因为一则批评报道,我被他所在的部门“封杀”了很久。
与“上访式采访”相对应的,新闻界还有一种“导演式采访”。常见的如“摆拍”,记者指挥采访对象,营造出想要的画面。2012年,浙江《今日早报》头版刊登的一幅照片严重摆拍,被眼尖的读者发现,成为笑谈,最后发表了道歉声明。
我曾去实验室采访一位科学家,恰好一家电视台也在采访,为了展现往仪器里倒一杯水的画面,电视台记者让采访对象接了一杯又一杯水倒掉,还不断提醒对方“动作再慢一点”,全然不顾实验室工作的实际。采访结束后,这位科学家如释重负脱下身上的白大褂,交给采访者:“我们自己也有白大褂,但没你的这么白。”原来,这位电视台记者为了画面好看,还自带了“演出服”。
记者成了“新闻”的导演,不仅歪曲事实,制造虚假新闻,而且对新闻从业者的杀伤力极大。见到那些采访对象被“导演”时皱着眉头的厌恶表情,我感到耻辱;见到喜欢“导演”的媒体记者,我会对这家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无论“上访式采访”还是“导演式采访”,都是媒体生态中的毒瘤。有些时候,“有关部门”一方面把正当采访逼成“上访式采访”,另一方面为了展示自己的成绩,还与相熟的媒体“策划”,制造“导演式采访”。这都严重地伤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公众的知情权。(张国)
(来源: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