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2】

我们说“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潜力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直接取决于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就是说，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当前，改革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1）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2）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未来几年的改革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大局。（3）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发展环境，逼迫我们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一、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分析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需要客观判断国内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趋势。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为主向发展型需求为主、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的转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未来5～10年消费潜力释放与结构升级的空间巨大。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城乡居民名义消费总量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元左右；加上消费潜力释放创造的投资需求，2020年内需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的级数。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比较充分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增长。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1.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继续高度依赖投资还是以扩大消费为主？我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资率符合基本国情。问题在于，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实践证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消费需求支撑和引导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增长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适应消费需求释放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重在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1）改变投资结构。一是要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适应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要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这既能释放消费需求，又能拉动有效投资。二是要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应当说，这方面的空间很大。以文化产业投资为例，适应广大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投资于有市场的文化产品，未来5年左右有可能使我国文化增加值占GDP比重实现倍增，即由目前的3%提高到6%左右。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与日本、韩国等国相比，仍有2～3倍的差距。（2）优化投资来源。打破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使社会资本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以确保投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当前，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已成为影响投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大问题。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已成为投资转型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2.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本调整，日益成为影响和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投资结构，重在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利益关系，需要国有资本及其收益尽快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着眼于转型发展的全局，需要以强化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一是国有资本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二是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对确有必要保留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四是尽快将国有资本纳入全口径财政预算体系。

3.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是个大战略：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与稳定；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意味着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意味着“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这就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广大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1）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前提下的倍增，以使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长速度；使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目前大约40%提高到50%以上；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内。（2）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能否首先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需要：严格限制经济适用房受益范围，把住房领域的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深化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的制度统一；努力缩小财政对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开透明的约束性指标。（3）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这是打破制度性约束、藏富于民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有利于发展中小企业，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