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中国能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3】

　　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应慎之又慎

　　在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受到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实体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和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果，但尽管如此，其结果还是受到国际业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比如，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度”的单项排名，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2008年排名仅为第109名，2009年跃至第81名，2010年跃升至第57名。

　　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时，一方面应坚持改革，加大金融业的开放度，不要因噎废食，但同时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循环渐进。这是因为，从防范危机的实际效果看，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与进程必须取决于中国国情。同时，还要继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完善监管制度，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否则，金融体系一旦出现问题，势必拖累整个实体经济，影响增长，欲速不达，甚至有可能落入“金融陷阱”。

　　拉美绝大部分国家之所以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而难以突破递进，除其他原因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对经济增长和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在1974—2003年整个中等收入阶段，拉美各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平均数量和复发次数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大约35%的拉美国家多次爆发危机，几乎是其他地区的3倍。

　　银行危机不仅对拉美短期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了长期增长，代价巨大。拉美每爆发一次金融危机，经济长期增长率就下降约1个百分点，拉美银行危机的平均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几乎是OECD成员国的两倍，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高出约1/3。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2001年，阿根廷爆发的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甚至引发了政治危机，数月后总统被迫辞职，次年阿根廷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经济活动的增长率下降了10%，财政赤字占GDP的5.9%，公共债务占GDP的60%。

　　小心“美元陷阱”，确保国民经济安全

　　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外汇储备为8.99万亿美元；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2.8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由于相当一部分外汇持有美元资产，规模巨大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

　　即便不考虑美国国债券收益过低问题，由于以美元标价，一旦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也会遭受巨大损失。事实上，由于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巨额外债、货币供给急剧增加、巨额赤字等因素，中国储备资产面临着威胁，持有的美元资产实际已经贬值。

　　毫无疑问，“外汇储备难题”将伴随未来十几年中等收入阶段全过程。这是一个关涉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大问题。表面上看，这主要还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应积极制定应对政策，比如减少“双顺差”，尽量将资源用于国内消费与投资，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到振兴内需上，加快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等等。但在本质上，这还是一个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问题。因此，应密切关注和跟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走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事务，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应扮演好与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利益攸关方的角色。

　　谨防“捧杀陷阱”，韬光养晦不当头

　　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唱衰”中国。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威胁论”、“中国投资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接踵而来。近几年来，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世博的举世瞩目，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承担的义务等等，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民主、人权以及民族等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制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甚至有人还说“应当除去中国‘发展中’和‘新兴’这样的字眼”。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虽跃至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低，仍然是一个真实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人均GDP世界排名仅为第100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角色定位应始终建立在这一基本事实基础之上。中国实际上已经承担起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中国应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要掉入西方设下的“捧杀陷阱”，不能承担超出中国自身能力以外的义务。

　　中等收入阶段正值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国际事务中其实也同样处于一个“国际角色转型期”。从国际关系和区域安全角度看，中国可能会经常自主不自主、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是出于善意地“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称霸，赢得历史机遇发展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家庭作业”，才是中国国际角色应有的定位。这个定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在经济总量上中国虽然登上世界第二的高位，但在人均GDP方面，中国只是发达国家的1/10。这就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目标还非常遥远，其硬实力还相差远；在软实力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的努力。

　　超越“民主陷阱”，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很多案例显示，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果民族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连续性，经济发展就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长期止步不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

　　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就曾饱尝政府频繁更迭和军事政变之苦，有些国家甚至被称为“政变之国”。根据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些国家每次发生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都给国家经济和家庭结构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其经济发展至少倒退10—15年。这是因为，每次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之后必然出现经济停滞，随后便是通货膨胀、债台高筑、投资剧减、大量失业、公共服务短缺等等，为爆发下一次社会动乱埋下隐患。

　　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主张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引进西方式民主的民主诉求必将凸显。如果处理不当，回应迟钝，“民主高潮”有可能演变为“街头政治”，南亚式的“民主乱象”（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等）有可能导致中亚式的“玫瑰革命”。因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因素。

　　尽管如此，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在不久的将来，只要防范、应对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本报记者蒋廷玉根据郑秉文教授的演讲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