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小業主：工業園曾對渣土堆有意見 但誰說都沒用

　　像深圳的大多數地方一樣，紅坳村在緊跟著這座城市前進的腳步，農田減少，廠房林立，外鄉人蜂擁而至。

　　大片的廠房和出租屋，隻夾雜著幾間商店和餐館，這樣的生活多少有些枯燥，忙於生計的人們似乎也無暇顧及懸在頭上、逐漸長高至百米的渣土堆。

　　壓力、勞累、也有希望存在，一切如常。直到12月20日，泥頭車留下的那高高的土堆失去了控制，凶猛地涌了下來。

　　沿河路9棟

　　12月20日中午，身后的煙塵漸漸消散，魏鵬驚魂未定，他分別嘗試著從“U”形路的兩個路口走回去看看。但無論哪個路口，過不去幾百米，前路就被高高的土堆擋了起來。

　　這條“U”形路在靠近山體的位置掉頭，與一條東西向的長鳳路連接，最終將紅坳村南面的土地包裹起來。在這范圍裡，最靠近長鳳路的是恆泰裕、柳溪等幾家工業園。

　　經過一條小水溝后，“U”形路由水泥路面變成了石子路。在這交界處，一片樓房依附於工業園存在，專門出租給那些小廠子或是園區裡的工人。

　　魏鵬租用著其中的沿河路9棟，一層是他的家具生產車間，二層幾個房間是自家和工人們的住處。如今，這座樓房逐漸歪了下去，隻有四五六層還露在泥土的外面。

　　魏鵬用了一分多鐘跑到了安全的區域，但在沿河路9棟裡，並非人人如他這般幸運。

　　事發時，江西人黃為寶正在熟睡中，在附近工廠上班的兒子黃小龍將他搖酲。兩人跑到樓房的一層時，門口已被泥土封住。黃小龍再想轉身時，雙腳已被泥土困住，他最后隻說了一句：“爸爸，快往上跑……”

　　身邊不時還有尖叫聲，魏鵬正猶豫著要不要爬上土堆看看，已經有人沖了上去。來自河南的王永權站在上面，舉著喇叭，大聲喊著父母和姐夫的名字。

　　他家的廢品站在距離滑坡位置更近的平房區中，王永權抱著女兒沖了出來，但父親和姐夫卻因為攙扶著腿腳不便的母親，被身后的土堆追了上來。

　　此后，王永權又再次來到現場，嘗試著用GPS定位。他央求一位救援人員說，自己准確記得自家位置，一定要試著救救自己的親人。然而，生命探測儀始終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紅坳村變遷

　　在體育館的安置點，魏鵬遇見了重慶巫山老鄉向太木。最初公布的失聯名單裡，有5個巫山人，向太木的父親、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在裡面。他正忙著安慰幾乎哭得昏厥的妻子，魏鵬想想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沒再上去搭話。

　　上世紀90年代，巫山人開始外出打工，深圳是最初的目的地之一。“其實根本不了解這裡，但一個人去了，大家就都覺得好。”也是在那時候，魏鵬來到了這座沿海城市。

　　五六年前，魏鵬把自己的小家具廠搬到了紅坳村，原因無外乎這裡房租便宜而且交通方便。雖然距離市區不算太近，但附近幾條高速聯通著省內其他地方。“這裡也相對偏僻，不用太擔心擾民一類的事情。”

　　到向太木離開家鄉的時候，巫山當地甚至已出台了鼓勵外出務工的政策，盡管那時已過了打工的最好年月。

　　“老家那些地，就是勉強夠個溫飽。”兩人離開老家后，都已不再擁有耕地，但他們並不太懷念那樣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積蓄后，向太木回過家鄉兩年，怎奈嘗試養殖業失敗，他重返深圳、定居在紅坳村。

　　外來者不斷涌入，紅坳村本地人也順應形勢，改變著生存方式。

　　30年前，作為歸僑的陳平定居紅坳村，那時這裡還是農村的本來模樣。直到改革的風潮漸近，長鳳路南面的菜地被廠房取代，廠房越來越多，最終形成了工業園的規模。

　　“有些能力的人開始蓋房，租給打工的人。”陳平口中的出租屋並不缺少租客，即使周圍工業園多設有宿舍，但對一些年輕人來說仍希望擁有自己的個人空間。一個獨立的房間月租不過兩三百元，價格已算得上低廉。

　　這股蓋房的勢頭，不隻局限於被滑坡殃及的工業園周邊。在事發后警戒區的東北角，那裡原本是紅坳村民居的位置。如今，一片片整齊的平房已消失大半，取而代之的是高矮不一的出租小樓。一些牆體上還張貼著招租廣告，一些搭著腳手架、正在興建當中。

　　紅坳村已基本沒有什麼土地可以耕種，唯一一片長鳳路北面的田地，也是租給了來自省內其他地方的農民。讓陳平頗有微詞的是，隨著出租樓的興建，原本寬敞的道路變得有些逼仄。

　　同時發生著改變的，還有紅坳村南面的那片沒有名字的山丘。起初是一座採石場開設在那裡，不斷的開鑿中，一部分山體逐漸被挖空，凹下去的一塊，好似一個巨大的“容器”。

　　兩三年前，採石場停工，人們發現“容器”有了新的作用。每日不斷有卡車運來渣土，傾倒進山體凹下去部分。

　　山腳下的謀生者越聚越多，山上的渣土也越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