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小業主：工業園曾對渣土堆有意見 但誰說都沒用【2】

　　外來者的生計

　　滑坡發生后幾天，幾家工業園裡的企業在政府組織下，可以進入現場查看各自廠房的情況。進場的要求很嚴格，每次僅限五人，隻有一個小時的時間。魏鵬也希望能有這樣的機會，但至今未能如願。

　　魏鵬不是沒想過進入規格更高的工業園，但他自覺還負擔不起那裡的租金和規模。他把打工者分為三個層級，最初是在企業做工、爭取學到一門手藝。沿河路9棟的鄰居小龍就是處在這個階段，他在工廠中半月白班、半月夜班，大部分的收入都被用來補貼家用。

　　之后就是像魏鵬自己這樣，開著一間不大的工廠，手下四五個工人多是同鄉關系，但也常要親自趕工。“我離那種不用自己動手的老板，還差著不少。”

　　王永權家亦是如此，上世紀90年代，他的父親就跟人合伙買長途客運車，家裡擁有全村最大的黑白電視機。此后早早就來到南方發展，收破爛賺錢的那幾年，他家也趕上了最好的光景。

　　即使這幾年行情不好了，在紅坳村附近，他家同樣是收硅膠做得比較大的一家，父母和姐夫負責收貨，王永權的妻子在家裡管賬過磅。“雖然我們搬來這裡沒幾年，可是父親的生意關系都在”。

　　幾家工業園周圍的出租樓房和鐵皮屋，恰是為了魏鵬和王永祥家這樣的“小業主”所准備的。每平方米15元的月租，緊鄰通往外面的道路，出入貨都很方便。操著南腔北調的人們聚集於此，做著家具、石材，又或是廢品回收一類的營生。

　　但也並非所有務工者，在行當的選擇上都能有著不錯的運氣。來自河南的洪念江每隔幾天就要來紅坳村收購一次泡沫塑料，滑坡發生前半小時，他和妻子剛到達山腳下的廢品站，此后就再沒了消息。

　　五年前來深圳，他經熟人介紹做起收購泡沫塑料的生意，運回家用機器分解成顆粒出售，一斤泡沫塑料獲利五毛。

　　起初，洪念江靠一輛三輪車拉貨，泡沫塑料這東西太輕，實在裝不下太多分量。前兩年，他靠借錢買了輛二手貨車，但也就在這時，塑膠的行情不大景氣，洪念江怕沒法出手、又不敢囤上太多的貨物。

　　而在剛來深圳不久，向太木就發現單靠工地干活，負擔起四個孩子的吃穿用度有些費力。他嘗試收過一陣廢品，可一元錢收來的東西，有時還賣不上一半的價格。

　　向太木也嘗試在自家鐵皮屋旁養過一陣雞，但也隻有偶爾像魏鵬這樣的“熟客”才會光顧。

　　堆土下的家

　　馬上就要到魏鵬的農歷生日了，滑坡那天他本打算邀上幾個朋友來家裡聚聚。他很慶幸，自己最終取消了這個決定。

　　類似的聚會在務工者們的生活裡並不多見，他們緊跟著深圳這座城市的速率，無暇顧及其他。初來時，魏鵬曾以為遍地是機會，“但后來我發現，這裡的財富都是靠時間堆積起來的。”

　　在魏鵬的家具廠，晚上干到10點是常事，有時客戶催得緊了，通宵趕工也不稀奇。那些臨近的工業園裡，生產同樣會分為早晚兩班。在魏鵬租住的樓房裡，有兩名失聯者都是剛下夜班的工人，熟睡中，凶猛的土堆已經涌了過來。

　　工業園附近開著兩家燒烤店，本想做做“夜生活”的買賣，但換了幾撥老板始終生意寥寥。還有幾家大排檔，十多元錢一個套餐，多油、口重，全成了年輕工人們打牙祭的去處。

　　魏鵬這類帶著家室的人通常都是自己買菜做飯，即使要宴請客戶，也就是去往“U”形路旁的一家小餐館。說不清什麼菜系、四五個桌子，200元錢就可以擺下一桌不錯的招待。

　　“這裡也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消遣的地方。”魏鵬說，長鳳路的公交站隻有在節假日才會熱鬧起來。紅坳村的發展速度相比周圍還是慢了些，年輕人如果覺得悶了，也就是到鄰近的村子逛逛商場、唱唱KTV。

　　各自都忙於生計，倒也並沒讓在紅坳村打拼的人們疏離了關系。魏鵬最初和向太木熟識，就是因為那一口熟悉的重慶鄉音。向太木做廢品回收那陣，到了自家門前，魏鵬也不討價稱重，就依老鄉覺得合適的價錢，直接讓他將廢品搬走。

　　王永權的母親包子和炸醬面做得最好，附近老鄉都知道。每次做這些吃食，她都會特意多剁些餡兒、多揉些面團。“就是為了給附近的人也留些。”

　　同樣，在這裡親情也未被淡漠。王永權的母親總會在早上5點半到6點起床，然后煮上米粥、蒸些饅頭，這是典型河南人的家庭早餐。“即使早上，我們也不願放棄圍坐一桌的機會。”

　　盡管外部有些破舊，他們仍堅持把租住的地方營造出家的氛圍。王永權的父親提出，家具都要用全新的，甚至每個房間都配有電視。

　　洪念江已經幾年沒回過老家，出事后，家人找到了他的賬本，發現還欠著幾萬元錢的外債。但即使如此，每到過年時，他還是會給在河南的老母親寄去幾千元錢，算作一份心意。

　　2015年春節，黃為寶一家也沒返回江西老家，但他並不覺得落寞。此時，小孫女已經兩歲，一家就著遠處的鞭炮聲吃了頓年夜飯。“不管在哪，能團圓就是最好的。”

　　魏鵬覺得，他已把在紅坳村生活的要求降低了不少，要抱怨的只是這裡的治安。幾年裡，他已經丟了三輛摩托車，有時還會因為有人偷盜線纜，發生停電的情況。

　　除此之外，魏鵬唯一的隱憂便是來自山邊那高高的土堆。去往傾倒渣土的泥頭車讓“U”形路上變得泥濘不堪、揚塵滾滾。一些附近的廠家和住戶正常的通路，也因為大車不斷而變得擁擠。

　　如果要找當地政府反映，需要經過多少人轉告，才能聯系到一位紅坳村本地人。魏鵬更多時候是直接撥打熱線電話，甚至聯系新聞媒體。“別說我們了，那些大的工業園都對這土堆有意見，但最后誰說都沒用。”

　　土堆最終“長”到了海拔185米，紅坳村的海拔隻有3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