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而言,所謂有效地發動和促進經濟地理革命,就在於促進規模經濟、要素自由流動和集聚,如城市化、開發區等,不斷提高經濟密度,加強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大大縮短物理距離和空間距離,大幅度降低運輸成本、物流成本,實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便利化,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擴大市場規模和市場主體(實有企業、個體工商戶等)規模,增強專業化程度,促進城鄉一體化、區域一體化(指周邊國家和地區)、全球一體化﹔大幅度地消減絕對貧困人口,不斷提高收入水平,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著力改善人民生活質量,努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地區發展差距等。
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本質不僅是一場經濟革命,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地理革命。這裡我特別使用了“革命”一詞,其含義是指:“推動事物發生根本變革,引起事物從舊質到新質的飛躍”。突出表現為:一是交通革命,特別是高速公路革命、高速鐵路革命,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到世界最長,到2014年裡程分別達到11.2萬公裡(超過了美國9.2萬公裡)和1.6萬公裡(在建規模達1萬公裡)﹔二是能源革命,特別是建成了覆蓋國土面積最大、供電人口最多的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家電網﹔三是互聯網革命,成為世界最大互聯網用戶國,2014年底,達到6.49億戶,約佔世界30億用戶的21.6%﹔中國還是移動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2014年底為5.57億戶,約佔世界24億用戶的32.2%,成為世界互聯網普及化、縮小數字鴻溝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四是城鎮化革命,城鎮人口達到7.5億人,比2個美國總人口還要多,比一個歐盟總人口(5億人)還要多得多。
所有這些革命,都是在過去僅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所發生的,先是出現極大的不平衡,后是迅速地擴散、應用,進而開始趨同,大大促進中國區域一體化,導致地區發展差距從2004年之后開始持續縮小,全國各地區人均GDP相對差異系數從2004年的75.1%,到2014年降至43.5%(見圖,圖為演講者計算),下降了31.6個百分點﹔也促進了中國城鄉一體化,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09年開始不斷縮小,從2009年的3.33倍,下降至2014年的2.92倍。
從中國區域發展戰略來看,先是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后是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大大地重塑了中國經濟地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先后提出了“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發展戰略,這就為“十三五”規劃形成“4+3”新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2.0版本,使東中西一體化、南北一體化、國內國際一體化的格局更加突出,在進一步重塑中國經濟地理的同時,也向外全面拓展,推動重塑世界經濟地理。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要優先
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我們不大懂什麼新經濟地理理論或者新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但是無論是領導人,還是地方干部,甚至連我們的普通老百姓都曉得“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並形成廣泛的政治共識和社會共識。它既是一個簡單真理,因為基礎設施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先行部門和基礎,又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真理,隻有創新機制才能加快基礎設施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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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中國願意幫助沿線國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准體系的對接,共同推進國際骨干通道建設,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次區域以及亞歐非之間的基礎設施網絡。這是由雙方供求所決定的,的確是一個典型的“共贏主義”范例。
首先,不少發達國家正面臨基礎設施改造升級。沿線的許多發達國家基礎設施老化,已經落伍“高速鐵路”時代。我訪問過澳大利亞,所謂“特快列車”名不副實,遠不及京滬高速鐵路的300公裡以上時速的“和諧”號。難怪《澳大利亞金融評論》(2015年6月30日)發表文章,題為:《中國的高速列車應該將澳大利亞的特快列車掃入歷史》。目前,中國高鐵不僅擁有世界最長、運行速度最快的高鐵網,而且具有極其先進的高鐵設備和高質量線路工程。中國的《高速鐵路設計規范的國家標准》,還將適用於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等引進中國高鐵的國家,這就為中國大型裝備制造“走出去”做了技術儲備,也提供了國際標准。李克強總理訪歐時表示,為支持歐洲交通和能源網絡等建設,中方有能力也有意願積極參與這一投資計劃。
其次,發展中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有著巨大的投資需求。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估計,亞洲地區就有6億無電人口,他們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每年高達7000多億美元。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世界水平的高速公路和鐵路縱橫交錯,修建速度不斷刷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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