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殤》：為最后27位慰安婦送行(圖)【2】

　　其他戰爭受害者可以義正辭嚴，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視

　　余戈說：“我們關注戰爭中將士的浴血犧牲，但有一種痛苦比死亡更持久、屈辱感更深，那就是淪為日軍的性奴隸。”

　　她們一會兒說願意接受採訪，一會兒又帶口信來說還是算了。這樣的反復，段瑞秋已經習以為常。今年86歲的駢大娘就猶豫過好幾次，怕自己的8個孩子不高興，就在採訪的那天早上還下不了決心，最后是小兒媳陪著來。她仍然不願意有人去她家裡採訪，“怕被鄰居看見問起”。

　　1942年秋天，才16歲的駢大娘被幾個突然沖到她家裡的日本兵抓走，關了20多天。當時她的姑父在偽軍當差，找了很多人向日軍求情，才把她放回家。但隔了幾個月又抓，再放，如此反復了4次。

　 　當駢大娘向段瑞秋講這些時，邊講邊哭，漸漸渾身發抖，像哮喘一樣喘不上氣。段瑞秋急得緊緊抱住她：“不說了，不說了！”這場採訪最終沒有繼續下去。當段 瑞秋把裝著慰問金的信封遞給駢大娘，她哭著使勁推開：“俺不要你的錢，俺隻要把心裡的苦水倒出來就行了，裝了幾十年了。”

　　段瑞秋在書中 寫道：“其他類型的戰爭受害者，比如親人死亡、自我傷殘、喪失財產，都可以昂首挺胸、義正辭嚴地控訴戰爭的罪惡，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氣吞聲、沉默寡言，得 不到應有的同情和正視。”僅就《女殤》中採訪到的27位受害者，她們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閉塞的鄉村和城鎮僻靜的角落，生活困頓，永遠蒙受難以擺脫的羞恥，甚 至是同胞和親人的鄙夷。

　　荔浦的瑤族姑娘韋紹蘭今年90歲，她年輕過，唇紅齒白，勤勞賢惠，日軍的到來終結了這一切。雖然她最終逃出了日軍據點，但從此村裡的人厭惡地稱她為“日本兵沾過的女人”，而她竟然還生下了一個“日本仔”羅善學。

　 　今年已經68歲的羅善學一輩子沒結婚，“人家不願意嫁給我，窮，名譽不好聽”。他也永遠無法知道帶給他屈辱的父親是誰。從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罵的羅善 學曾在15歲那年問大伯爺：“村裡人為什麼罵我日本仔？”大伯爺回答：“你媽媽被日本人欺負過。”羅善學說：“你們可以在山上用大石頭滾日本人嘛！”大伯 爺說：“你還沒滾石頭，他老遠就把你打死了。”

　　羅善學現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當和尚”。段瑞秋不忍心告訴他，紀念館不是寺廟，不可能收留他。

　　加入嘶啞的吶喊，讓年輕人知道那一段歷史

　 　龍陵縣城的董家大院是一處雕梁畫棟的二進四合院。1942年5月日軍進城后，很快發現了這個好地方—當軍人的慰安所再合適不過了。日軍馬上改裝房子，接 來了第一批23名慰安婦，其中10人是日本職業妓女，其他13人是來自朝鮮和台灣的“女子挺身隊員”。當然這遠遠不夠，當地的姑娘被不斷哄騙、強迫到這 裡。

　　慰安所負責人田島壽嗣為了顯示正規化管理，在董家大院中門的牆壁上挂上了《慰安所規定》，寫著“入場券價格”、“入場時間”等細致 的規定。如今，這裡已成“侵華日軍慰安婦罪行展覽館”。館長邱家偉告訴段瑞秋：“1944年11月，日軍從龍陵敗退，把城裡所有慰安婦押到觀音寺腳下的湯 家溝槍殺，或是強迫她們吞下升汞片（一種致命毒藥—記者注）。”

　　在荔浦縣城東北的馬嶺鎮，有兩個炮樓—陳家炮樓就是當年關押過韋紹蘭的地方。炮樓年久失修，園子裡雜草叢生，有幾處牆體已經漏出破洞，似乎隨時都會倒塌。

　 　這樣的慰安所在中國應該還有很多，也應該已經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個名叫長健一的侵華老兵在回憶錄中寫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記者注）， 在參觀南京時，很多人第一次聽說‘慰安所’。他們了解到南京有兩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們繳費，但不能挑選女人，就像上公共廁所一樣。”

　　南京的利濟巷二號，就是當年的慰安所之一“冬雲慰安所”。十多年前，早已破舊的房屋面臨拆遷，熱心人士多方奔走，才最終保住了這幾幢危樓。

　　《女殤》幾乎是關於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紀實作品的終結之作。書中的27位女性，年紀最大的符桂英95歲，最小的劉鳳孩也已85歲。她們都老了，這些記憶終將隨著她們成為歷史。

　　作者：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