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對毛澤東幾個誤解的澄清【2】

　　五是排除種種干擾重返聯合國。由於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正確指導，我國與美國、歐洲諸國和日本等主要國家的外交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國的嚴酷封鎖，真正跨入了大國的行列，並迎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六是毛澤東時期，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當然，我國不借外債，一度沒有內債，甚至嚴重影響了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可以說這是當時工作中的一個失誤，是思想僵化的一種表現，我們應從中汲取教訓。改革開放就汲取了這一教訓。但從當時的客觀情況看，那時還不具備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國際環境﹔從兩分法的角度看，沒有內外債，也就沒有為后人留下還債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過窮日子”、從嗓子眼裡摳出食物和節省必要日常生活開支而積攢下大量的物力和財力所換來的。這也是我們大家在毛澤東時代“過窮日子”的主要緣由之一。

　　正面回應，正視歷史，正確評價毛澤東

　　目前，社會上有些個人、有些媒體、有些組織對毛澤東存在誤解，歪曲史實，存在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我認為應該正視歷史，正面回應，正確評價毛澤東。

　　一是有人說，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蘇聯不僅沒有對我國逼過債，而且對我國十分友好，這不是事實。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蘇聯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為實現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戰略的需要，先后提出並堅持在我國領土共同建立、共同擁有“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企圖從軍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國。在遭到我國嚴詞拒絕后，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雙方1957年10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我國提供某些核技術的樣品及其生產技術資料。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訪美結束后，即匆匆率蘇聯黨政代表團訪華，要我們放棄台灣，並要求我國釋放在中國的美國罪犯。這理所當然遭到我國的堅決抵制。1960年7月16日，蘇聯對我國發出照會，單方面決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個月之內，全部撤回在華的蘇聯專家1390人，並對我國逼債。這裡僅舉一例，說明蘇聯當年曾對我國逼債並尤甚。周恩來的經濟秘書顧明回憶：“有一次，蘇聯的一個外貿部副部長在人民大會堂與總理談判，要我們還錢。總理說，我們現在暫時有困難。談完后，總理送他出來，他看見門口有一塊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對總理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總理頂他說，你要你就拿走。”當時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折合人民幣52億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借支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協議，這些外債於1965年全部還清。當時我國建國僅十年有余，工業尚在起步階段，所以隻能用豬肉、雞蛋、蘋果、花生米等農副產品來償還。這就更加重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但是，我國人民有志氣，到1964年，我國提前一年還清了20世紀50年代欠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說，1957年反右中我們處死了某某人，這當然不是事實。其中所舉的林×被處死，連質疑者自己都承認，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被處死的原因，筆者也不知其詳。但筆者相信今后對此會有真實詳細的檔案披露。20世紀50年代曾任羅瑞卿秘書、后任國家公安部部長的陶駟駒告訴筆者：“不僅在1957年反右時我們沒有處死一個人，而且在1955年肅反時我們也沒有處死一個人。這是有檔案可查的。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肅反中出現的擴大化的深刻教訓而採取的重大舉措。”我的老領導王震生前曾跟筆者談過幾次，延安整風時，毛主席嚴厲要求，要堅決執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對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問，“審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認自己是叛徒，並出賣過我們幾個同志，血債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認自己是打入我們內部的國民黨特務，來刺探我們的情報，為什麼不能殺？”毛主席解釋說,“人頭不是韭菜，韭菜割了，還能再長出來。人頭割錯了，就再也長不出來了。紅軍肅反時，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們再也不能干那樣的蠢事了。”王震還說:“至於王實味被殺，那是在轉戰陝北過程中，在與胡宗南部隊突然遭遇、大部隊有可能被暴露的緊急情況下，一直屬隊的帶隊領導的擅自臨時處置。這就破壞了毛主席的‘一個不殺’的嚴厲規定。事后，毛主席還十分氣憤地說，‘還我一個王實味’，並說當初要把王實味放在你們359旅就好了，你們會很好使用他，他也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文化教員。”在撰寫《王震傳》的1994年，筆者經過批准，在中央檔案館查閱了當年相關的檔案資料，完全証實了筆者老領導的說法。在歷次運動中，多次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毛澤東在現在有的網站中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而“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蔣介石卻成了歷史上少見的大善人。這豈非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