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吁房產限購改限售：不能壓制百姓購房需求【2】

　　最成功的改革有三個

　　“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歷了雙重轉型，一個是發展轉型，即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二是體制轉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這兩種轉型是並存的、重疊的，轉型中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突出的、艱難的。”每每談到轉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比如收入分配改革、經濟質量增長、房地產調控等，厲以寧總有說不完的話。在他看來，“每個問題都是一個專題”。

　　環球人物雜志：收入是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我國收入分配制度也在不斷改革，但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在您看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是什麼？

　　厲以寧：中國當前亟須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且重點應放在初次分配(按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進行的分配)，而非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基礎上，通過稅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對各收入主體收入水平進行調節)。

　　對於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有幾點建議：首先，新農村改革的起點，是必須給農村土地以產權。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城市產權問題已基本理清，而在農村，土地屬於集體所有，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証，在宅基地上自己蓋的住房，哪怕蓋得再高、再好，也沒產權証，產權處於虛有狀態。農村土地產權的不明晰，實際上導致了農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阻礙了收入分配改革。

　　其次，勞動者和雇主必須有對等的地位。現在的情況是，不管打工者來自農村還是城市，他們通常以個體形式出現，相比較而言，雇佣他們的大企業就顯得有些強勢。由此帶來的結果是，雙方的談判地位不對等，工資的多少也由強勢的一方說了算，這也是初次分配的問題。西方國家是通過工會組織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中國，有誰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所以，這個必須改。

　　其三，教育制度要改革。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城鄉教育經費、資源分配等不均衡，這容易形成社會階層的凝固化、職業的“世襲”，也就是說，農民工的兒子，甚至孫子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初次分配同樣會有問題。因此，我們要加大農村教育經費的投入，城裡的學校也不要排斥農民工的孩子。

　　當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這一點，主要靠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進行調整。在西方國家，已經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強調，在初次分配有差距的時候，通過稅收、補貼、福利待遇等方式，在二次分配階段將差距縮小。但在中國，因為存在城鄉兩種戶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農民工是享受不到的。也就是說，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擴大。要想彌補這一差距，重點應該放在加快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這是整個中國經濟面臨的升級問題，十分迫切。

　　環球人物雜志：近期，我們總能聽到來自國內外的一些質疑，認為中國GDP的高增長率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厲以寧：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陷入了投資沖動怪圈——地方政府為了改善財政收入、緩解就業問題，便增加投資、擴大信貸，如此一來，GDP雖然提高了，通貨膨脹卻隨之出現，物價也快速上漲﹔為了抑制通脹，中央不得已採取緊縮政策，以放慢經濟增速，但這樣做，又勢必影響地方財政收入與就業……如此循環反復，讓經濟發展呈現出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不健康態勢”。

　　實際上，比GDP總量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質量。如何才能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一是要優化結構。因為技術一直在發展，客觀形勢一直在變化，所以，結構的優化是沒有止境的。比如，20多年前，全世界的環保概念是要求廢水、廢氣、廢渣不能有毒。今天的環保概念同樣包含不能有毒，卻更進了一步：二氧化碳會影響世界的氣候，所以必須減排，產業結構必須朝低碳方向調整。

　　二是不斷進行技術創新。一些企業不願創新，認為“不自主創新，等死﹔自主創新，早死”。為什麼會“早死”？因為融資成本太高，利息負擔重。再加上融資不易，尤其是在經濟形勢不好時，想借錢的借不著，許多民營企業的資金鏈斷了，維持不下去了。這不是“早死”嗎？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真正能實現自主創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還是依賴外國的技術，這也導致我國實體經濟雖然在數量上有了大幅提升，質量上卻仍和世界要求有著相當大的距離。

　　環球人物雜志：您認為房地產業又該如何健康發展？

　　厲以寧：我不主張搞限購令，它其實是對老百姓購房需求的壓制。等孩子們長大了、成家了，原來的房子住不下了，能不讓他買嗎？另外，每個公民都有購買房屋的權利，因此也不能有地域歧視。我建議，將限購改成限售。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學習新加坡的經驗：買房之后轉賣的，賣得越早，交的稅越高，如一年內轉賣，要按房價的16%繳稅，第二年降低為12%。

　　此外，還應當像政府採購方式一樣實行招標建房制。這就是說，地方政府先撥出一塊土地准備用於建設平價出售或廉價出租的居民樓，確定每畝土地價格，同時公布技術標准和房屋質量。開發商都來投標。在同等技術標准和質量條件下，誰報價(每平方米房屋售價或租金多少)最低就中標。如果交工日期延誤，質量不合格，或另收附加費等，皆重罰。這就能避免地價越炒越高，房價也越抬越高的情況發生。

　　環球人物雜志：中國的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您認為評價改革是否成功的標准是什麼？您認為改革開放35年來，哪些改革是最成功的？

　　厲以寧：我的評價標准是，改革是否具有不可逆轉性。至於最成功的改革，我認為有三個：一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二是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証券市場﹔三是民營經濟的興起。這三塊大石頭投進水裡，濺起了層層波浪，從此，中國的經濟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湘西邊城的文學少年

　　和厲以寧談話，他儒雅、溫潤的氣質常會讓人忘了他的年齡。但厲以寧並非出身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是糧店店員，母親沒念完小學，17歲就嫁入厲家。1930年11月22日，她在南京生下長子厲以寧，“以”是厲家的排行，“寧”是南京的簡稱。兩年后，厲以寧弟弟出生，父親開始經商，家境得以改善。

　　厲以寧4歲時舉家遷往上海，住在租界內，6歲入學讀書。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隨家人遷往湖南沅陵，就讀於湖南名校雅禮中學(當時它由長沙遷到了湘西沅陵)。年少的厲以寧遠眺山水，醉心文學，“總是把沈從文的小說當成枕邊的讀物”，還以“山外山”的筆名寫小說，為日后在詩詞方面的造詣打下基礎。

　　抗戰勝利后，1946年，厲以寧重返南京，進入金陵大學附中，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高中畢業前，全班同學去參觀一家化工廠。“如果全國每一座城市都擁有這樣陣容齊備的化工企業，國家能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投入到工業建設上，那麼，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華夏民族就不會淪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厲以寧決定走“工業救國”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時，他選擇了化學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厲以寧決定參加國家建設。年底，他回到沅陵參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當會計。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經把湖南視作自己的第二故鄉，直到花甲之年，他還填詞抒懷：“山城一別幾多秋，少年游，夢中留……”

　　1951年，厲以寧決定參加高考，並委托雅禮中學的同學、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的趙輝杰代他報名。趙輝杰覺得厲以寧做過會計，便替他做主，第一志願報了北京大學經濟系。7月，厲以寧在長沙參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經濟系的錄取通知書。他就這樣陰差陽錯地被命運推上了經濟理論的研究道路。

　　當時，北大經濟系和中國各行各業一樣，一切以蘇聯為權威，講授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羅志如教授開設的《國民經濟計劃》課程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在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西方傳統的市場經濟之間，還存在著第三條道路。”

　　大學4年，8個寒暑假，厲以寧都沒有回家，全部泡在圖書館裡，沉醉於古今中外浩如煙海的經濟學著作中。當時的經濟系代理系主任陳振漢稱贊他“成績優異，名列前茅”。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厲以寧畢業留校。“我認為自己口才不好，願意從事經濟系資料室編譯工作。”沒想到，兩年后，反右運動開始，陳振漢、羅志如等人由於起草了《關於經濟科學繁榮的意見書》，遭到嚴厲批判，他們的得意門生厲以寧也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一直被扔在資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這20年的冷板凳，讓厲以寧受益匪淺。“面對資料室裡大量的中外經濟學原著和幾十種國外經濟學期刊，我一頭扎了進去，接觸各種經濟學觀點，還翻譯了一些經濟學原著和論文。”

　　更難得的是，逆境之中，幾位教授繼續對厲以寧言傳身教。陳岱孫、趙迺摶(音同乃團)教授教會他“鬧中取靜”的學習習慣﹔羅志如教授跟他談世界經濟、談經濟學新的發展方向﹔研究經濟史的周炳琳、陳振漢教授不顧旁人非議，照舊和厲以寧來往，讓他幫忙收集和整理資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開始，厲以寧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徑驟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難防卷地風。狂風過處，催老青山多少樹。今夜難眠，萬戶千家一個天。”這是厲以寧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1969年，厲以寧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縣鯉魚洲農場勞動。那裡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區，據說連勞改犯都忍受不了那裡的環境，不斷逃跑。在一張發黃的舊照片上，可以看到當時的厲以寧瘦得顴骨凸起，肩上扛著一把鋤頭，腿上沾滿泥水，褲腿一邊高一邊低。他不再是詩人，更不是經濟學者，而是一個正被極度疲勞折磨著的人。

　　1971年秋，厲以寧被轉到北京大興農場。此后4年裡，他又不斷在北京郊區“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才徹底在學校裡安定下來。

　　20年的動蕩中，厲以寧記了大量讀書筆記，寫了許多無法發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鋪下。改革開放后，正是憑借“文革”期間積蓄的這些“家底”，他擔起中國經濟學界領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厲以寧出名太容易了，把過去那些壓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來發表就夠了。一句玩笑，幾多辛酸。

　　這20年的坎坷也讓厲以寧的經濟觀點發生了劇烈變化。“多次下放，使我看到農村的貧困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發現自己在大學階段所學的那套東西同現實的距離是那麼大。中國要富強，人民要過上好日子，看來不能再依靠計劃經濟的模式了。”厲以寧下決心探尋一條社會主義經濟的新道路。

　　希望每一個研究都能經世致用

　　2013年10月11日，厲以寧在一次新書發布會上說：“文章發表得再多，不聯系中國實際，對中國的改革沒有用處。”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個研究都能“經世致用”。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鄉”，上千萬返城知識青年的就業一下子成了大問題。1980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勞動就業座談會。會上，厲以寧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認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解決就業問題”。3個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學者贊同這個大膽的想法，國務院副總理萬裡也表示支持，但反對者仍佔多數，更有甚者，說厲以寧“明修國企改革的棧道，暗度私有化的陳倉”。1986年9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設想》一文，此后又多次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大聲疾呼，從此得了個“厲股份”的稱號。質疑聲一直伴隨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謂‘爭論’，正常的學術爭論是學術繁榮的必由之路。”

　　1987年5月，承包制作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被提出來。“首鋼的周冠五是承包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帶領下，改革后的前3年，首鋼淨利潤年均增長45%。”但厲以寧認為，承包制具有本質性缺陷，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交給承包者后，企業產權的界定反而更模糊了，發包者與承包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雙方更容易發生侵權的行為。1995年，首鋼因過度擴張陷入困境，周冠五被免職。隨后，首鋼走上股份制道路。

　　厲以寧告訴記者：“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江澤民曾專門找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家福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陸百甫談股份制。江澤民說：‘我贊成股份制，但現在都是小企業在搞，要搞就搞大的’。”厲以寧、王家福、陸百甫都同意江澤民同志的看法。

　　1997年1月，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結果出爐，39個大行業中，有18個是全行業虧損，股份制改革勢在必行。9月，股份制正式寫入十五大報告。厲以寧說，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對傳統所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正。從此，石油、電力、電信、民航、銀行等領域的國有企業紛紛轉變成股份制企業。

　　主持起草証券法

　　1992年6月，在上級領導的推薦下，厲以寧擔任証券交易法起草組組長，從股份制的倡導者轉變成了相關法律草案的起草者。

　　1993年1月，証券交易法(草案)第三稿討論會召開，將証券交易法改名為証券法。1994年3月，証券法(草案)進入第四稿討論，因為小組成員分歧嚴重，討論被迫擱淺長達3年。其間，証券市場發展混亂，坐庄、內幕消息、造假等現象頻出。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出台証券法的呼聲再次高漲。

　　1998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証券法草案時，各方在法條的適用范圍上又發生了分歧。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張“股票、公司債的發行依照公司法的規定，公司法未規定的，適用於本法。政府債券、金融債券、投資基金券的發行，由法律法規另行規定”。 起草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曹鳳岐看到此稿，頓時氣上心頭：“(都適用別的法律，)那証券法還調整什麼？”作為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起草組組長，厲以寧表態：“第二條如不修改，絕不通過這個稿子。”最終，會議接受了財經委的意見，將第二條改為“(都)適用本法”，“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於其它法律”。1998 年12月29日，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証券法以135票贊成、1票棄權、2人未按表決器的結果高票獲得通過。

　　一年后，中央成立証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仍由厲以寧任組長。2003年10月，該法案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以高票獲得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