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吁房產限購改限售：不能壓制百姓購房需求

2013年10月10日，厲以寧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獨家專訪。（本刊記者傅聰攝）

　　199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朱?基（左）參加八屆人大二次會議湖南團小組會時，與厲以寧（右）親切交談。

厲以寧（中間講課者） 在北京大學電教樓授課。拍攝時間不詳。

1993年，厲以寧（右一）在山東沂源縣農村考察。

　　原標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專訪厲以寧：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轉

　　人物簡介

　　厲以寧，著名經濟學家。祖籍江蘇儀征，1930年生於南京，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留校工作至今。歷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等職。1988年至2002年任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期間，主持起草了証券法和証券投資基金法。2003年至2013年任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期間，推動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新老“36條”出台。2013年3月起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現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資深教授。

　　毫無疑問，他是中國最著名、最能影響決策的經濟學家之一。雖然已是83歲高齡，嗓音也有些沙啞，但他每次亮相、每次發言，都會引起人潮涌動、各界關注。他的觀點嚴謹、獨到、鮮明。從“厲股份”到“厲民營”，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從他學術觀點中提煉出的名號，總代表著當時討論的焦點——他就是厲以寧。

　　2013年10月10日，在被寄予厚望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厲以寧受環球人物雜志邀請，參加了“2013中國民營經濟論壇”。在全場潮水般的掌聲中，他緩步走上講台，從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到桌上，然后直奔主題。講到問題時，他表情嚴肅，提高聲音。正是在這次演講中，他再度語出驚人，公開批評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失職”，認為“中國的轉型，前提是思想解放”。

　　演講結束后，厲以寧接受了環球人物雜志的專訪。一落座，他就請自己的學生幫忙，把忘在講台上的手表取回來，放到身邊的桌子上，並對記者解釋道：“做什麼事，時間都要控制好。演講也是，得給后面的人留足時間。”

　　採訪中，厲以寧就國資改革、民企轉型、城鎮化道路等一系列問題與記者展開交流。談到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期待，他說：“改革是不能停頓的。我對新一屆領導充滿信任，相信在黨的領導下，風氣是會改變的。”

　　國資委不要直接管企業

　　9月中旬，厲以寧率團對德國、西班牙進行了為期7天的學術訪問。他說，之所以會有此次歐洲之行，是因為國外近來唱衰中國，認為從2010年第一個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率連續13個季度放緩。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表示，如果中國不能提高內需在經濟結構中的作用，到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下降至4%左右，面臨“硬著陸”風險。

　　環球人物雜志：您認為中國會“硬著陸”嗎？如何看待西方針對中國的悲觀論調？

　　厲以寧：中國經濟吸取了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經驗和教訓，完全可以避免“硬著陸”，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今后，經濟指標雖然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實現兩位數增長，但應該能保持7%—8%的增長率。

　　環球人物雜志：但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如民營企業在與國有企業的競爭中仍不佔優勢，且面臨融資難等問題。

　　厲以寧：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民營企業一直迅速發展，但它們依然是脆弱的。在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2010年以來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民營經濟受到的沖擊都是最重的。但上世紀90年代前期，民營企業的確有一段大發展時期。根據這兩方面的情況來看，我們不能說上世紀90年代前期是“國退民進”，這不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一個時期經濟格局的變化會對民營企業產生很大影響。

　　像你說的，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國有企業，尤其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比較容易獲得貸款。有的大企業沒有太大的投資框架，就把從國家和銀行得到的貸款交給專門成立的子公司進行放債。出現這樣的情況，不能說是國家政策如此，只是在一些環節上出現了問題。從整個趨勢來看，上世紀90年代前期到現在，民企和國企大體上是平行發展的。國企、民企的最終發展目標是實現雙贏、共贏。

　　環球人物雜志：要實現共贏，國有企業應該怎麼做？

　　厲以寧：應該對國有資本體制進行改革。這個改革分高、低兩個層次。高層次的國資體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國有資本的配置效率。國有資本既然擔負著國家賦予的使命，就應該想辦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國有資本最終的收益和價值，這才是國有資本管理部門的任務。因此我建議，要對國資體制進行改革，國資委不要直接管理企業，而應該組建若干個行業性或綜合性的國有資本投資基金公司，哪個行業需要大發展，或者產能不足，就加大資本投入﹔哪個行業產能過剩，就抽回資本。

　　低層次的國資體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即變國有企業為真正的企業。既然現在大部分國有企業已經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應該讓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法人治理結構起作用，要國資委直接管理干什麼？！你(國資委)把企業變成不能自主經營的企業，這是失職！即使國家擁有的股份比較多，(企業)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過召開股東會、董事會來做決定。隻有這樣，國企和民企才能處在平等的位置上。國企是執政黨的經濟基礎，民企也是，執政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國企、民企也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無論國企、民企，其產品都屬於中國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國的品牌。隻有當大家都根據法人治理結構來進行管理，公平競爭，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實，國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獨立性，才能自主決策、自主經營。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環球人物雜志：民營企業是不是也需要改革？

　　厲以寧：對於民營企業來說，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誤解，應該叫“體制轉型”。民企體制轉型的前提，是產權必須得到保護。

　　在產權得到保護、產權清晰的基礎上，民企要重視發展方式的轉型，也就是要和國企一樣，進行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一些人總覺得，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可以用，但這個時代其實已經過去了。我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時，有企業家問我：“我們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是中小企業，做玩具、日用品、服裝，產品價格都很便宜，怎麼搞自主創新？”我笑了： “我也在福建和浙江考察過，人家(的一些民企)跟你一樣，卻能自主創新，比如產品工藝的設計改一改，原材料的選擇改一改，營銷方式改一改，所有這些都是創新的表現。”

　　還要重視營銷方式的轉型。市場是可以創造的，不僅需求可以創造供給，供給也能創造需求。電動刮胡刀剛問世時，人們不敢買，擔心把肉刮下來。一些大公司就派人表演給消費者看，這樣才慢慢推廣開來。營銷方式和自主創新是結合在一起的。企業要不斷有新產品出來，才能吸引人，而有了新產品，就要有適合它的營銷方式。

　　管理體制上也要轉型。家族制、家長制管理體制已經過時，應該採取經理人制度。血緣關系不一定等同於接班的關系，兒子可以有股權，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能成為公司將來的總帶隊。

　　環球人物雜志：對於國企和民企的合作前景，您怎麼看？

　　厲以寧：二者間相互競爭是必然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我剛從德國回來，那裡有很多小企業是專門為大工廠生產某個零件的，產品質量很高。這些小企業的老板，可能就是由熟練的技工成長起來的。工業化剛開始時，第一批機器是誰造的？都是英國當時的小老板，他們會建磨坊、會做鐘表。而在中國，國有大型企業不和廣大的民營小企業合作，什麼都要自己生產，實際上效率是很低的。因此，國企、民企的合作有潛力可挖。

　　“新社區”是城鎮化偉大創造

　　厲以寧如今仍堅持每年至少外出調研兩次。“近幾年走過的省份大概有遼寧、河北、天津、內蒙古、山東、江蘇、浙江、廣東、重慶、陝西、湖北、貴州……”記者注意到，他是按照幾大經濟區域的地理順序報出來的，足見一位經濟學家的縝密思維。他告訴記者，最近的一次是在陝西調研城鎮化的相關問題。

　　城鎮化是新一屆政府的施政著力點之一。雖然中國的城鎮化率在2011年達到51.27%，城鎮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但由此衍生的一些社會問題，如交通擁堵、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正困擾著人們。

　　環球人物雜志：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區，城區住房供不應求，水、氣等資源也越來越緊張。這些難題怎麼解決？

　　厲以寧：要從新農村著手，發展“新社區”。中國的城鎮化應由“老城區改造+新城區開發+新社區建設”三部分組成。老城區的企業要往外遷，拆掉貧民窟式的房子，把老城區改造成宜居的居住區、商業區、服務區。新城區主要是郊區的工業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物流園區，它是城市發展支柱產業的地方。在新城區，各種設施都能充分利用，污染能集中治理，企業也能聚集在一起多交流、多合作，實現規模經濟效應。當然，“老城區+新城區”的容量仍然有限，所以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是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社區”。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村民們住進了樓房。

　　環球人物雜志：“新農村”與“新社區”的區別是什麼？村民住進樓房就是實現了“新社區”嗎？

　　厲以寧：“新農村”變“新社區”，要做5方面工作：第一，園林化﹔第二，走循環經濟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潔生產、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務要到位﹔第四，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第五，建立社區管委會，代替現在的村委會。目前，全國正推廣“新社區”，也叫“就地城鎮化”。這對中國乃至世界城鎮化歷史來說，是偉大的創造。

　　環球人物雜志：您說過，每提高1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就意味著每年有1000多萬人進城。這些人都要求就業，城裡的經濟能消化嗎？就業是考察政府績效的一個重要指標，政府該怎麼辦？

　　厲以寧：要大力發展能大量吸收勞動力的服務業。傳統服務業如飯館、旅館、酒店、理發等，容量有限，不能完全吸收。金融、保險、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將成為解決就業的主要渠道。

　　環球人物雜志：城鎮化過程中，馬路要拓寬，房子要多蓋，醫院、學校要多建，這都需要錢。但另一方面，政府能出讓的土地越來越少，土地財政快走到頭了，地方債務也累積起來，怎麼辦？

　　厲以寧：所以我們要走一條新路，比如參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經驗，建立城市建設公共投資基金。這個基金是由地方政府出一點錢，再由各個金融機構、保險機構建立起來。基金建立后，按市場規則運行，每年發一批城市建設債券，籌集到的資金用於公共設施項目建設。比如，本市需要建一個自來水廠，項目啟動前，先發布公告，讓市民們先了解這個項目，然后自行購買債券。由於這種債券的回報率比銀行存款高，也比國家債券高，還是很受歡迎的。這樣根據不同的項目不斷地發債券，稱得上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環球人物雜志：城鎮化帶來的戶口難題，改革的呼聲也很高。這個問題又該怎麼解決？

　　厲以寧：解決辦法叫“農民市民化”。但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不可操之過急。現在，上海一些工廠裡的車間主任、班組長，很多都是農民工出身，在上海工作了20多年，戶口還沒解決，孩子上不了學。如果外省市向他們發出邀請，承諾解決戶口，他們可能就會離開上海。但這批人一走，上海的制造業就隻剩空架子了。這種形勢迫使當地政府想出積分制，規定達到標准積分120分的上海市居住証持証人，在子女教育、社會保險、住房等方面所享待遇與上海戶籍居民基本相同。

　　這種嘗試並不是絕對的。在某些地區，如果“新社區”的公共服務到位了，人口聚集得越來越多，就可以將這個“新社區”的戶口統統改過來(即農轉非)，但需要向管理機構交一筆錢，因為農民要享受社會保障的待遇。這筆錢，可能是地方政府或社區集體出，也可能是地方大企業出，因為農民把田租給了大企業，自己也就變成了工人，山東煙台就是這麼做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企業如果正常盈利，工人的福利、工資自然不成問題，一旦企業運轉困難、投資失敗，甚至被人接管了，怎麼辦？就應該從現在起，每年從企業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保險基金，一旦工廠發不出工資，這筆錢就能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