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湖與“牛郎織女”的傳說有關嗎【2】

　　乾隆十五年“大泊湖”改名“昆明湖”

　　乾隆年間，四川西部發生金川之亂，第一次派兵征討，久攻不下，而死傷巨大。此戰失利是清軍對多山地、溪流、水沼的民族聚居區建筑的雕樓，缺乏水戰和攻堅之術所致。

　　乾隆帝看中了瓮山（后改名為萬壽山）下的大泊湖。接著，將湖面拓寬，用條石壘砌東岸，在湖東南繡綺橋建水閘，以調控湖水位，向南挖長河數十裡至廣陽閘（今廣安門一帶）。同時，對湖區清淤加深，將陳積在湖中的淤泥堆積成小島、長堤。長堤上仿蘇州建玉帶橋，仿杭州蘇堤建多座廊橋，湖西開拓外湖，養魚並種蓮藕，變成了“江南水鄉”。

　　乾隆十五年（1750年）3月13日，乾隆皇帝聯想到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將“大泊湖”改名“昆明湖”，希望像漢武帝“征服昆明”一樣要“平定金川”之亂。從此，昆明湖成為清王朝健銳雲梯營操練水軍的場所。

　　清廷由駐軍八旗前鋒營與護衛營的八旗中，挑選年輕勇壯者2000至3000人，組成“鍵銳雲梯營”，駐扎在西山地區。（西山不僅地形地貌與金川地區相似，而且訓練場地大。）依照原旗，分為左右兩翼，左四旗、右四旗，還包括一支從金川之戰中投降的藏族軍士組成的“金川番子營”。健銳營為有針對性的訓練，在西山修建了模擬金川民族聚居區的藏式雕樓，番子營兵士成為修建藏式雕樓的“技工”。當時，共壘砌層數、式樣不一的雕樓68座。現在，在北京植物園仍存兩座。

　　在創建西山鍵銳雲梯營的同時，清廷還建立了“昆明湖八旗水師”。水師有趕繒船（金川地區用粗大毛竹捆綁的船）8艘，第二年增24艘，並在昆明湖南修建“船營”，作為操練水軍教官駐地。教官選自福建、廣東和長江的水上提督，舊時稱南方人為“南蠻子”，故“船營”又稱“蠻子營”，與香山腳下的“苗子營”相呼應。

　　昆明湖每年三月舉行三輪水戰演練

　　在昆明湖演練水戰的日期定在每年三月（農歷）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八、十八、二十八﹔初十、二十、三十。每次用趕繒船8艘，每船25人﹔八旗共200人，小船不定數，各船皆用本旗顏色三角龍旗，由翼長率領所屬部下進行水中作戰操練。

　　昆明湖東岸北頭，存一座城關式建筑，乾隆時期是三層，四周皆建雉堞，最高處建有供奉關羽的關帝廟。乾隆帝定期觀看雲梯營兵士在此演練登雲梯攻城戰術，或登上城樓高處，觀看湖中水軍在船上演練水戰陣式。這座建筑后來被毀，但並未按原樣復建，隻在一層以上高處建文昌廟，稱“文昌閣”。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經略大學士傅恆奉命率清軍第二次征討金川。先期抵達的雲梯兵接連攻下幾座雕樓，大部分雲梯兵和大部隊尚未到達，其首領見來者不善，勢難抵抗，遂跑出雕樓向清軍請降。

　　戰役結束后，乾隆大擺慶功宴，犒賞有功將士，同時，將健銳營駐地不遠的一座舊廟翻修后更名“實勝寺”，豎立兩通文字相同的石碑，乾隆親自撰寫碑文，文尾附詩贊道：“猶憶前冬月，雲梯始習諸。功成事師古，戈止眾寧居。實勝招提側，華筵快霽初。余何必惜？（字已不清），可以逮豚魚。”以表彰雲梯兵的驍勇。（寺和石碑已不存，國家圖書館藏有該碑拓片，編號為京6043號）。

　　此次戰役是乾隆帝自矜“十全武功”的第一功。從此，健銳營就像乾隆皇帝手中一隻鐵拳，曾平定過多次叛亂和外敵侵擾。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到健銳營演武廳檢閱練兵狀況，對健銳營官兵大加贊揚。《御制閱武詩》寫道：“八旗子弟兵，健銳此居營。聚處無他誘，勤操自致精。一時有斫陣，異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師頗著名。”由此可見，在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回部時，健銳雲梯營官兵發揮了重要作用。

　　慈禧恢復京師昆明湖水軍操練

　　慈禧修復“清漪園”后，改名“頤和園”。光緒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頒布懿旨：“恢復京師昆明湖水軍操練，並建內外水師學堂。”

　　水戰原非陸戰同，昆明緬想漢時功。

　　誰知萬裡滇池遠，卻在堂階咫尺中。

　　這是光緒皇帝在昆明湖觀看操練水軍后，聯想到漢武帝文治武功所寫的《觀昆明湖習水戰》詩。短短四句詩，不僅道出了昆明、昆明池、昆明湖的淵源，還可看出昔年漢武帝鑿昆明池訓練水師對清代昆明湖操練水軍的影響。

　　健銳營最終於1911年隨著清政府及八旗制度的滅亡而消失，其駐地變為村庄。如今有許多村名，成為公交汽車的站名，如“船營站”、“廂紅旗站”、“正藍旗站”等。

　　昆明湖為何被寓意為“天河”

　　“牛郎織女”的傳說是我國古代四大神話故事之一，大約成書於公元前11世紀西周的《詩經·小雅·大東》中的“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趺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葙。”可以說是這個神話故事最早的文字記載。此后，有關牛郎織女的神話故事又多有演繹。比如，將牛郎星兩側各有一顆較暗的星分別稱為河鼓一和河鼓三，牛郎星則稱河鼓二，由於三星的形狀頗似一根長長的扁擔，所以民間又將“河鼓三星”稱為“扁擔星”。傳說“牛郎”（河鼓二）在扁擔的中間，兩頭挑著他的兩個兒子河鼓一和河鼓三，一直在追趕織女。漢武帝鑿成昆明池，模擬天象東牽牛、西織女的格局，在昆明池東西兩岸雕刻出精細古朴的兩尊巨型石刻雕像，為戈矛林立的水上演兵場增添了幾多浪漫風採。這也是我國最早的皇家古典園林雕塑。昆明池本是皇家林苑“上林苑”的一部分，湖光山色優美，漢代以后，隋唐年間仍是關中勝景，唐代大詩人杜甫觀昆明池后曾吟詩贊嘆：

　　昆明池水漢時功 武帝旌旗在眼中

　　織女機絲虛月夜 石鯨鱗甲動秋風

　　到了宋代，池水干涸湮為田地，但是用火成岩刻制的兩尊石像，留存了下來。“牛郎”在斗門鎮，身高258厘米，面部五官端庄清晰，頭上短發，發絲縷縷可辨，寬肩碩頜，身著交襟式上衣，腰間束帶，儼然一副大丈夫姿態。“織女”在今常在庄村北，身著右衽交襟式長衣，雙手垂腹前，上身挺直，作跽坐狀。左臂、后臂風化剝蝕嚴重，頭部發辮后垂，面龐豐腴。兩像相對而立，相距約十裡。對於這對兩千一百多歲的“高齡夫妻”，當地人不忍以“郎”“女”相呼，尊稱為“石爺”、“石婆”，建廟供奉。每年逢農歷七月七，廟會上人頭攢動，青年男子為自己“乞聰”、女子為自己“乞巧”、並“乞美滿婚姻”，慶賀“石爺”“石婆”鵲橋相會。

　　當年如果照搬昆明池模式，在北京昆明湖東西兩岸分別建“牛郎織女”雕像，無疑會與金碧輝煌、富麗堂皇且充滿皇家氣派的清漪園極不相稱，因此，乾隆皇帝採取了寓意於景、藏而不露的大寫意手法，巧妙地代替《漢書》記載的石刻二像，將漢武帝昆明池“左牽牛右織女”的布局，以及西安斗門鎮和常在庄“牛郎織女”的形象“寓意”到昆明湖畔，這就是東岸鑄“銅牛”，西岸玉河北面立“耕織圖”碑的本意所在。

　　1984年筆者任職《旅游》雜志記者時，由一位家住青龍橋名叫文元的中學生帶路，在頤和園高牆外的荒草叢中，為“耕織圖”碑拍照。其碑高1.5米，寬1米，厚0.7米，安放於0.6米高的長形青石座上。碑正面“耕織圖”三個乾隆御筆遒勁大字和“乾隆御筆”方形鈐印清晰可辨，四面是刻滿詩文的小字，因經歷了230多年風雨剝蝕，字跡難辨。細看幾處落款的年號識得，乾隆有三首詩分別是三個年號，落款的季節卻相同，即：“仲夏上”說明乾隆帝於農歷六月十日左右最少來過三次。因乾隆年間，昆明湖周圍並無高牆，視野開闊，乾隆看見湖內外所開辟的外湖和稻田，稻花飄香，蓮花盛開，甚感欣慰，即興作詩刻石以志。當時還曾識出完整兩句，即：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題詩：“玉帶橋邊耕織圖，織雲耕雨有東吳。”我把發現石碑的消息和照片發表后，頤和園管理人員將高牆外移，將石碑圈入園內。

　　昆明湖邊“銅牛”背上的“金牛銘”是鑄造“銅牛”的“說明書”，其要點為：“銅牛”意義在於“安瀾”……另據（清）嘉慶十九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校勘等職的吳振棫所撰的《養吉齋叢錄》中記載：“……玉河北立石，鐫耕織圖三字。又……湖東銅牛一，乾隆乙亥鑄，寓漢書石刻牽牛織女之意。”

　　從古籍記載來看，乾隆以“銅牛”和“石碑”來表現“牛郎織女”是毫無疑問的。其立意之巧，寓意之深，堪稱絕妙。

　　如果說昆明湖畔的“銅牛”和“耕織圖”代表著天上的星宿，那麼昆明湖也就成了天上的“銀河”。倘若畫出一張從天空到地上的示意圖，我們就會發現：“銀河”與昆明湖主河道，天牛星座與“銅牛”﹔織女星座與“耕織圖”在方向位置上是基本一致的。這樣對照，不難發現這正是當年建園時觀天察地的復原，絕非是無心的巧合吧？

　　當然，把昆明湖表現為“天河”，並不是設計者當初的最終意圖，作為昆明湖的“天河”更是用來烘托“天子”皇帝的。因為天上玉皇大帝至高無上，人間主宰一切的便是皇帝。站在高高的排雲殿，“天河”就在眼下，皇帝原本是把自己比作玉皇大帝。

　　翻閱一些資料，進而發現，帝王園林的這般設想，早已有之。秦始皇、漢高祖建阿房宮、未央宮都曾把渭水比作“天河”，特意將它安排在朝宮與林苑之間。

　　其實，從科學上說，牽牛星和織女星離我們遠著吶！牛郎星離我們是16光年，織女星離我們是27光年。它們之間的距離是16光年，即使乘坐最快的火箭，幾百年后也無法相會。而且，牛郎星表面溫度達8000攝氏度﹔織女星還要高，達到11000攝氏度。論個頭大小也是織女星比牛郎星大，織女星直徑是我們太陽的3倍，牛郎星直徑是太陽的1.6倍。所以，神話與現實是兩回事。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