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京川憶八千米雪山下的槍響:光腳爬崖自救 

　　2012年，張京川、楊春風和饒劍峰在登頂K2（喬戈裡峰）的過程中結下了深厚友誼。張京川供圖

6月26日，張京川回到昆明，雙手合十感謝媒體。 周明佳攝

　　這是一個關於逃亡的傳奇，真實，血腥，發生在聖潔、雪白的南伽峰上。

　　這是11名登山者的噩夢，他們中10個人的鮮血如紅色雪蓮被冰封在雪地上，僅有1人躲過了劃破黑夜的子彈，在雪山的庇護下，等到了黎明。

　　“我現在很安全，正等待與大使館人員會合。”6月24日下午4點，焦急等待了10多個小時后，電話鈴聲終於響起，張京川的妻子在昆明接到了丈夫從巴基斯坦打來的電話，短短幾個字，他的聲音透著令人心碎的憔悴，所幸，他還活著。

　　6月23日夜，巴基斯坦北部的南伽帕爾巴特峰4400米處的一個登山前進營地槍聲大作，11名來自不同國家的登山愛好者遭遇當地恐怖組織襲擊，包括兩名中國公民在內的10人遇難，唯一的幸存者，是雲南登山家張京川。

　　6月26日，在遇難登山家楊春風的故鄉烏魯木齊待了一天之后，張京川回到了昆明，筆者在張京川心情平復后的第一時間採訪了他，那天夜裡經歷的所有細節，如同巨杵一般擊打著張京川的內心，驚險的噩夢雖已消散，但“知己”的離去卻讓他數度哽咽。

　　攝像？這不是簡單搶劫

　　“當時，我聽到帳篷外面很吵，我的第一反應是上面的人遇到山難下來求救。”前進營地大約有二三十人，事發當天，一支登山隊離開了營地，去往6100米處進行高山適應性訓練，這群人也因此幸運地避開了這場劫難。

　　當地時間零點之后，在一名當地“向導”的指引下，8名全副武裝的恐怖分子來到營地，准備實施針對外國游客的“邪惡計劃”。“當時夜很黑，很安靜，我們都待在各自的帳篷裡准備入睡。”張京川剛躺下不久，突然，外面傳來一陣吵嚷聲，“我還沒反應過來，就有人猛踹我的帳篷，他們很快把帳篷撕開后，一支沖鋒槍已經抵在我的頭上了。”兩名突然闖入的襲擊者，將隻穿著單衣單褲的張京川反綁起來，“我被拖了出去。”

　　借著月光，張京川瞥見楊春風和來自深圳的登山家饒劍鋒等人跪在地上，也被襲擊者用槍指著頭。“那伙兒人還在繼續搜查營地，這是逃跑的好時機”，被強摁到楊春風身邊跪下后，張京川用蠅語告訴楊春風“我幫你解開繩子，一起跑吧。”但楊春風當時認為這些匪徒要的是錢，逃跑反而會惹禍，其他人的想法也和楊春風基本一致。然而，當襲擊者讓他們跪成兩排，向他們索要護照，並為他們攝像時，張京川馬上意識到，“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搶劫”。

　　跑，一定要跑！

　　“我被綁時就准備要逃跑，他們在捆我時，我已經做了手腳，確保我能很快掙脫。”有著多年登山經驗和曾經在武警部隊服役的張京川，對捆綁的技巧很熟悉。

　　槍聲猝然響起，同伴兒在彈雨中紛紛倒地，襲擊者扣動扳機干脆利落，登山者的生命和求生的欲望在一聲聲淒厲的哀號中被一同埋葬。身旁的楊春風也倒下了，當槍聲再次響起，周圍的聲音都被湮沒了，張京川本能地低下頭將身體蜷縮起來，“我感覺子彈從我耳邊飛過。”但事后發現，子彈擦過了他的頭皮，並留下了長達5厘米的傷口。

　　張京川撿回了一條命。

　　躲過這發射向他頭部的子彈后，張京川用盡全力“啪”地掙脫了繩索，驀地起身打倒了身旁的一名襲擊者，赤著腳向更濃的夜色中拼命奔去。他選擇“之”字形路線連跑帶側翻地向上風口狂奔，“他們的槍挂在脖子上，隻利於掃射，不利於瞄准。”雖然中彈的概率也不小，但當身后的槍響和腳步聲交錯漸近時，奔跑了約有30米的張京川沖到了懸崖邊，他毫不猶豫地跳了下去，“我不知道懸崖有多高，但我寧願摔死。”

　　或許是上天庇佑，張京川落在一個四五十米長的斜坡上，他連滾帶爬地躲到了一塊“冰山”后面，隱約看到幾名襲擊者追到山崖邊四下眺望。直到襲擊者悻悻地轉身離去，他才鬆了一口氣，“我可能暫時安全了。”

　　這時，一陣刺骨的寒意從腳底傳來，光著腳站在冰面上，單薄的衣褲已在摔滾中被碎石劃破，張京川意識到，如果得不到救援，他活不了多久。於是，他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爬回營地。

　　我匍匐過去，不敢有絲毫動靜

　　“冷不是最重要的，我就想拿電話求救。”雪山的壯闊讓張京川感到危險的同時，也賦予了他勇氣。“那座山太大了，如果我待的時間太長，就根本沒法存活。我要讓外界找到我。”平靜了大概40分鐘后，“我決定用20分鐘回去取電話。”

　　光腳踩著冰得刺骨的碎石爬上山崖，張京川在濃重的夜色中窺探著營地的情況：營地裡還有微弱的光，同伴兒倒下的地方似乎還有白天共處時歡快的余溫。而在營地的另一端，劊子手們聚集在一起，還沒有離開。

　　“我幾乎是匍匐過去的，不敢弄出一點動靜。”鑽進自己的帳篷裡，張京川極輕、極慢地套上高山靴，帶著一把冰鎬，向5米外楊春風的帳篷爬去，“我在他帳篷裡用手輕輕地摸索，還好，衛星電話個兒很大，容易辨認。”楊春風和饒劍峰的遺體就在不遠處，張京川曾一度爬到他們附近，期待聽到他們的喘息，但夜風中，隻有張京川細微得僅自己能聽見的呼吸。

　　“在高處相對安全，上面有我們的人。”拿到電話，張京川選擇向山上逃跑，相對襲擊者，他有更多的高山生存經驗，“他們沒有高山靴，不能在冰面自由動作。”張京川找到一個臨時安身處，在當地時間凌晨1點35分（北京時間凌晨4點35分）和4點51分（北京時間上午7點51分）兩次撥通了給朋友的求救電話，“其他人怕是不行了，趕緊向有關部門說明情況，請求直升機救援”。

　　“第一通電話他隻讓朋友趕快報警，大家都不清楚他的具體情況，我們都為他捏了一把汗。”《春城晚報》首席記者楊杰因與張京川同登珠峰而結下了深厚友誼，得知張京川“出事”后，他馬上趕到張京川的家中，“我們得到消息，第二通電話裡，他的情緒平復了很多，簡單敘述了事件經過。但沒親耳聽見他的聲音，大家的心仍在懸著。”

　　“這時不能往家裡打電話，那對他們的傷害太大了。”對張京川等很多登山家而言，交代自己可能會發生的危險，隻能對朋友啟齒。“這個電話除了呼救，我還希望盡可能別讓襲擊者跑掉，畢竟，到我們這裡要走十七八個小時，他們跑出去也需要時間，我要爭取時間。”朋友的遇難讓“報仇”的憤懣幾度充斥他整個內心，但“冰鎬敵不過沖鋒槍”，張京川隻能在雪山深處靜靜地熬過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

　　伴隨著遺憾、痛心、不甘和慶幸的復雜心理，張京川的這一夜長如一生。

　　那一刻，我知道我脫險了

　　恍惚中，周圍的環境漸次被勾勒出了輪廓，海拔8125米的南伽帕爾巴特峰被陽光鋪上一層暖色，但張京川的心情卻如同寒冰。

　　“上面的人沒下來”，張京川決定再次潛回營地看看。遠遠地，他看到有五六個人聚集在一處，“襲擊者還沒走”，他再次隱蔽起來。

　　不知是否幻覺使然，空中似乎傳來了螺旋槳的聲音，而且越來越近。張京川急忙仰頭張望，一架直升機已出現在營地上空，飛機貼近地面准備降落時，強大的氣浪把夜裡氤氳的血腥味推散進空氣中，幾名職業軍人先后著陸，勘察起營地的情況來。

　　“那時候，我清楚我已經脫離險境了。”巴基斯坦軍方控制了營地，第二架直升機落地后，張京川主動現身，並成功獲救。此時，是當地時間24日上午10點55分，距離張京川的第一次呼救，過去了9個多小時。

　　但襲擊者已經離去，“那幾個人是營地的廚師。他們都是本地人，事件發生時，他們被襲擊者捆綁在一個帳篷內。” 由於此次襲擊只是針對外國游客，最終這6名本地廚師幸免於難。

　　“我們和武裝分子沒有沖突，他們很難到達我們所處的海拔高度。”張京川等幾名登山者曾在巴基斯坦登過山，也曾經說起過當地的局勢，但並沒有想到恐怖襲擊會真實發生在登山活動中。由於登山者的到來能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當地民眾對他們素來熱情，“當我們和當地老百姓交流后，覺得他們都很和藹，感覺這裡是很安全的地方，根本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心裡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防備。”

　　將近48個小時沒合眼，回到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張京川因體力透支才“睡著”了四五個小時，但如今即便回到昆明的家中，盡管精神已經疲憊不堪，但他的身體仍處在“亢奮”中，“晚上無法熟睡。”

　　“大概一年內我不會再登山。”當8000米雪山下的槍聲消逝，張京川的記憶也與那些燦爛的生命一起被鐫刻在山巔。“我從未感到過絕望”，他記得，當太陽初升，南伽峰靜謐依然，是腦海中家人和朋友的面容支撐他走出黑暗，“有時候我也在想，即使我征服了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又能怎樣？難道就不再登山了嗎？但人生還要繼續，還會面對新的挑戰，所以，我們更要學會勇敢。”

　　本報北京6月29日電 實習生 梁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