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新型大國關系”在中美間回響

　　習近平同奧巴馬的第一輪庄園對話同意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習近平重申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認為中美應該也可以走出一條不同於歷史上大國沖突對抗的新路。奧巴馬表示美國歡迎中國繼續和平發展，稱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對美國、對世界都有利。他還認為美中雙方面臨把兩國關系推向更高水平的獨一無二機遇。

　　這大概是世界史上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領導人最令全人類鼓舞的談話了。作為中國人，我們能夠清楚感受到自己領導人說的是我們整個民族的真心話。我們不知道奧巴馬說的是場面話，或者同樣是美利堅民族的真心話。

　　這就是中美戰略互疑帶來的折扣。我們總是擔心美國的戰略意圖不像美國領導人表達的那樣友善。反過來美國人對中國的政策宣示也有可能將信將疑。

　　中美關系規模龐大，它既有突出的總體性和戰略性，也有豐富而復雜的千頭萬緒。由於中美大量摩擦都發生在具體面上，並且常常牽動兩國輿論很重的情緒，區分兩國關系的戰略面和具體摩擦面既至關重要，又實際上不那麼容易把握。

　　美國很強調具體問題的解決，其實中方又何嘗不是如此。但當美國把對一個具體問題、比如網絡摩擦能否解決上升到兩國戰略關系層面的時候，這就會讓人困惑。是有些美國人“裝糊涂”，要“嚇唬”中國人，以推動一個具體摩擦的解決呢，還是他們真的把具體問題看得高於一切，認為戰略太“虛”了呢？

　　有一個原因或許值得一提。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對戰略延續的堅持更容易做到。美國的執政者不斷輪換，解決具體問題更加緊迫。因此他們認為中美戰略關系必須是“實用的”，能帶來立竿見影的具體好處。

　　中國政府對“辦實事”的熱衷一點都不比美國弱，中國改革開放展示了中共解決國家具體問題的能力遠高於大多數國家的執政者。對中美之間的具體紛爭，如果說中國政府“不重視”或者故意“拖著不辦”，是不公正的。中國外事部門恰恰給中國國內輿論留下過於重視“辦案”的印象。

　　問題是美國要求的解決方案中國常常做不到。這當中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美國的具體要求過於自私，與中國的國家利益相抵觸，需要中美雙方相互妥協，而美國隻希望中國單方面讓步。二是事情過於復雜，比如知識產權問題、網絡攻擊問題，美方認為中國政府的一道命令就能解決，這是對中國體制和現實的極大誤解。

　　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應是兩國從戰略思想到具體行為的新梳理和新構筑。由於兩國的戰略都不是靜態的，而是互動、彼此影響的，讓兩國在接觸面和摩擦同時增多時“盡量往好處想”，而不是“往壞的方面想”，的確不容易。

　　新型大國關系既是政治態度，也是哲學態度。它不僅要促成中美之間的各種“好事”，還需對問題有越來越高的承受力。夫妻之間有時都需“忍讓”，做不到完全理解和和諧，更何況兩個守成和崛起大國之間。在中美之間強調這一點有重要意義。

　　中美首先應把“新型大國關系”喊響，經常這樣說就是自我提醒和鼓勵，我們早已不生活在大國零和博弈的時代。這樣的戰略感總會影響我們處理具體問題時的心態，讓我們能夠就事論事，也更有耐心。

　　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決非兩手空空。兩國社會有這樣的深層願望，兩國各種官方接觸管道已很密集，民間交往活躍。中美合作的基礎不錯，未來的空間難以估量。我們已能隱約感到，雖然中美關系保持合作平穩不易，但出現大逆轉其實“更難”。做后一個轉向，是要付出逆歷史大勢的驚天回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