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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作文稿到“文藝作品”，中國“前國家領導人”出書越來越貼近讀者，生動有趣。這些圖書將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當代政治留下歷史注腳
文/馮霜晴 本刊記者/閔杰
“我穿此袍十多年，業精於勤苦當甜。你無點墨靠送錢，編制關系濫用權。貪污受賄骨頭賤，常說假話上下騙。道德敗壞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這首名為《良官罵貪官》的詩出自前中紀委書記吳官正的新書《閑來筆潭》。
與之前出版的三本工作文稿不同，吳官正的這本新書被稱作“政治家寫的文藝作品”。除了人生經歷、工作回憶和讀書感悟，讀者還能讀到吳官正原創的“小小說”。
該書責任編輯、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說，退休后，吳官正將“閑時走走、看看、想想、議議”的所得寫滿了四十余冊筆記本，成了《閑來筆潭》一書的原始素材。配上四十余幅自學的鉛筆插畫，生動而“有趣”。
從工作文稿到“文藝作品”，中國“前國家領導人”出書越來越生動有趣，越來越貼近讀者，而過去要求嚴格的送審程序也發生了一些細微的變化。
從政論文集到文藝作品
相較於過去常以“集體智慧結晶”面目出現的中共領導人文選，近年來前國家領導人出書的體裁逐漸走向多元。
從已公開出版的書目看，政論文集和工作文稿仍是前國家領導人出書的主要形式。這類作品選取他們在任期間的工作講話、文章、書信和批示集結成冊，對領導人的從政生涯進行官方性質的梳理。
以領導人名字加“選集”(“文選”“文集”)命名，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這類書籍的最高規格。除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中共老一代領導人，新世紀以來隻有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出版過《江澤民文選》。
《朱基答記者問》對文集的形式進行了新的探索。這部書收錄了朱基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和在境外發表的部分演講。
2003年春，李嵐清退休后，有人建議他出版文集，但李嵐清否定了這一提議，改為訪談形式。“當時，國務院辦公廳已將我的報告、文章、批件、會議記錄等整理成冊，洋洋數百萬言……時過境遷，對時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過若干年甚至可能變成‘古董’。”李嵐清在《李嵐清教育訪談錄》一書前言中如此解釋。
與卸任的西方政要相比，中國前國家領導人出書往往低調。不過，西方政要決策回憶錄的體裁逐漸得到了他們的青睞。《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被認為是中國總理的第一本專題性回憶錄。此后李鵬先后推出了五本日記體著作，涉及核電、電力、人大、經濟和外交等領域，帶有明顯的“自我述職”色彩。
此類作品中頗具代表性的還有《楊尚昆日記》和錢其琛的《外交十記》，后者從參與者的視角回顧了從上世紀80年代始到新世紀初20多年中國的外交風雲。
拋開政治題材、回歸專業背景和興趣愛好也是卸任領導人出書的一大趨勢。如江澤民出版了兩部學術著作《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和《中國能源問題研究》。
退休后的李嵐清以“不涉政務”自律，醉心於研究經典音樂和書法篆刻，先后出版了《李嵐清音樂筆談歐洲經典音樂部分》《原來篆刻這麼有趣》《李嵐清中國近現代音樂筆談》等作品。
在張振明看來，吳官正的《閑來筆潭》不同以往，是卸任領導人著作裡具有開新意義的一本。從這本“原汁原味”的文藝作品中可以窺見卸任領導人出書個性化和風格化走向。
“文稿小組”和“出版社”
對於出書的初衷，許多前國家領導人是為了“向人民匯報工作”。李嵐清在其《教育訪談錄》前言中提到，“談談我在國務院工作的一些經歷和體會，讓讀者了解國家公共政策和重要決策的形成過程”。
按照慣例，前國家領導人出書需要成立文稿編輯小組，有時會向自己原來分管的部門借調人員。文稿小組的成立，亦需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准。
《李嵐清教育訪談錄》一書同樣成立了一個四人採編小組，成員有原《人民日報》教育編輯組組長畢全忠和長期跟隨李嵐清跑教育新聞的前新華社記者尹鴻祝等人。
整個編輯過程標准高、要求極嚴。尹鴻祝說，《李嵐清教育訪談錄》的編輯過程中，採編小組要用鉛筆將修改意見圈勾出來，不允許用其他的筆，不能直接把原文劃掉。
李嵐清本人先后與採編小組就修訂意見面談了十余次，局部修改不算，全面的修改稿就有6次。
“現在有些變化，尤其是一些個人化的東西，就沒必要搞文稿小組，因為也不牽涉工作上的事情，”張振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閑來筆潭》一書的編輯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有關部門負責，幾位人民出版社的編輯也參與其中。
此外，前國家領導人作品編輯亦有嚴格的保密制度。“到了這個級別的領導，作品在公開發表之前都是機密件。特別是工作文稿，牽扯到一些工作秘密。”張振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排版用的電腦、整個交接手續都是按機密件來管理。”
出版社的選擇也有相當嚴格的規定。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原新聞出版署1990年聯合發布的《關於對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加強管理的規定》，隻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等少數幾家出版社才有資格出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
隨著領導人的書逐漸專業化和個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開始放寬，相關專業領域的權威出版社也獲得了一些機會。如江澤民的學術專著《中國能源問題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李瑞環的《學哲學用哲學》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除了專業以外，一些前領導人也會選擇曾任職部門下屬的出版社。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主管、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主辦的中國長安出版社就獲得了與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喬石談民主與法制》的資格，喬石曾擔任這兩個政法部門的書記和主任。
對出版社而言，出版國家領導人的著作除了可觀的經濟效益，還能極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實力出版社經常主動爭取“機會”。例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獲得《李嵐清教育訪談錄》英文版的出版權，源於在全國英語教學研討會上跟李嵐清直接邀約。
報批與送審
在中國，一本書的問世首先要依據《出版管理條例》報省一級新聞出版局審批，獲批后還須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備案。前國家領導人的書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嚴格。
據張振明介紹，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出書，都需要報告中共中央辦公廳。按照立項規定，一般存在兩種方式：一是領導人本人跟中央立項，一是正常的送審報批手續。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副社長徐建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李嵐清教育訪談錄》英文版報批時走的是重大選題備案程序，即外研社向當時的新聞出版總署專題申報備案。
選題的通過並不意味著一本書可以順利面世，送審也是十分關鍵的一環。一般圖書由新聞出版總署決定送哪個部門審閱，而中共和國家領導人的書則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內容決定是否需要送給某一個或者某幾個部門審閱，張振明說。
送審部門的回復意見主要包括兩種，一是解密問題，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適合公開出版。另一種則是個別文字內容上的調整。
“最后一般由中辦來出一個意見給總署，總署再按中辦的意見，給出版社一個正式的函這個書是能出，修改后能出，還是不能出。”張振明說。
李瑞環新書《看法與說法》的編輯對媒體介紹，該書送審本報送中央后，曾被分別送給多個機構審定，所有部門均作出書面回復意見。
除了一般的審批流程，中共中央辦公廳及在任國家領導人有時還會對書稿進行最后的審定，具體工作連編輯小組也無從知曉。
據畢全忠回憶，《李嵐清教育訪談錄》初稿完成之后，採編小組征求了包括江澤民、李鵬、朱基、胡錦濤等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意見反饋有的是書面回復，有的是當面溝通。
至於送審時間，據張振明介紹，《閑來筆潭》因為不涉及工作文稿，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后直接獲批。
外研社副社長徐建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李嵐清教育訪談錄》中文版已在國內出版，外文版的送審過程很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