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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箋紙為古代文人雅士間詩文唱和、書信往來所用，因此承載著文人追求雅趣高絕的浪漫情懷。唐代的薛濤箋、五代的砑光箋、宋代的碧雲春樹箋、團花箋、金花箋，著名於當時。明代又因了版畫藝術的發展，凡山水人物、花卉草虫、商周銅器，乃至歷史故事、詩詞意畫均可制於箋紙之上，並出現了專供“清玩”以彩色套版精印成冊的箋譜，如吳發祥的《蘿軒變古箋譜》和胡正言的《十竹齋箋譜》。晚近以來，最著名的箋譜則是清末天津文美齋印行的《百花詩箋譜》，以及民國時期魯迅、鄭振鐸合作編選的《北平箋譜》。魯迅、鄭振鐸為版畫史家，在民國極其困厄的環境下，遍尋書肆，仿求箋樣300余種，刻印《北平箋譜》，成為木刻史上的佳作。成書之因其實是受到《百花詩箋譜》的影響。
《百花詩箋譜》又名《文美齋詩箋譜》，由張兆祥繪制，文美齋刊印。張兆祥，字龢庵，是清末天津著名畫家。其師從著名畫師孟毓梓，並私淑鄒小山、惲南田等大家，兼採郎世寧等宮廷畫師的西畫方法，將中國沒骨寫生畫法與西洋採光照相技術融為一體，奠定了“津派國畫”的基石。其所繪折枝花卉尤其精妙生動。
光緒十八年（1892年），張兆祥應文美齋主人焦書卿之邀，特為之繪制箋譜百余張。張兆祥所作圖畫可謂?紫嫣紅香滿園，臘梅、玉蘭、波斯菊、丁香等無不絢麗多姿，落筆設色妍雅備極工致，折枝花卉尤顯秀麗生動。繪制刻成之后，由桐城名士張祖翼題寫書簽，並撰寫序言。在序中張祖翼對張兆祥所繪花卉極盡贊譽，言：“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求。故世之評畫者以神韻為上，跡象次之。然神韻、跡象缺一不可。古今工花卉者，不可勝數。至我朝，惲南田先生出以工筆寫生，花之精神與花之狀態，皆栩栩欲活，可謂極藝林之能事矣。自是而后，術如惲先生之生香活色，戛戛其難之。析津張龢庵先生精六法，尤工折枝花卉，海內賞鑒家莫不許為南田后身。文美齋主人以所畫花卉制為詩箋百幅，鑄版行世，侔色揣稱，盡態極妍，所謂‘趙昌畫花寫花形，徐熙畫花名花神’者邪？鏤既竣，為書數語以贈。光緒丙午秋八月張祖翼書於京師。”下面鈐陰文紅印款：磊?。
張祖翼，字逖先，號磊?。安徽桐城人。青年時即好篆、隸、金石之學，篆宗石鼓、鐘鼎書，隸法漢碑，刻印師鄧石如。亦工行、楷，偶寫蘭竹，具有韻致。是清末民初海派四大金石書畫巨擘之一，與吳昌碩齊名。杭州西泠印社石坊額上的“西泠印社”四字，就出自他的如椽大筆。張祖翼是最早走出國門看世界的清朝名士之一。光緒九年（1883年）至十年（1884年），他遠赴英國游歷，把所見所聞的英國政治、經濟、民情、風俗寫成詩歌百首，回國后結集為《倫敦竹枝詞》一書出版﹔以孔孟之徒眼光看近代英國，以“楊柳青青江水平”的筆調寫泰晤士河，異趣橫生。
張兆祥為天津畫壇鼎銘之士，張祖翼亦為桐城名士，而刊印《百花詩箋譜》的文美齋為當時天津估衣巷一書坊，能邀二張為其制書，亦有過人之處。文美齋南紙局，創辦於清道光、咸豐年間，同治末年由焦書卿任總司，視商德為重中之重，大興以文治商的風氣。到光緒中葉又兼營版刻和石印書籍業務，並增售書籍，一時聲名大噪。津沽文人墨客、寓公顯貴無不賞識文美齋的文房用品及刊刻、經售的書籍，各界尊稱焦書卿為“焦三先生”。 如此，文美齋亦積資巨數，為來日《百花詩箋譜》的刊行奠定了基礎。
宣統三年（1911年），文美齋不惜工本，採用木刻版水墨套色印刷，推出《百花詩箋譜》一函二冊，被各界公認為繪、刻、印俱佳之作，開創了一代新風。扉頁為桐城張祖翼題寫“文美齋詩箋譜”六個隸書字，背頁印有“宣統三年歲次辛亥五月刊成”字樣。再后為張祖翼撰寫的序言，系用張祖翼手書上版雕刻，行楷古韻風雅，甚得晉唐之風。
《百花詩箋譜》問世后，很快便以繪畫、刻版、套印均生動傳神而風行海內。不但作為精致典雅的箋譜受到文人追捧，亦可作花卉畫譜供人臨習，成為古代箋譜久負盛名的代表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文美齋曾多次套印《百花詩箋譜》，並在每次印刷時均對箋譜進行修改與補充，於是有多種不同版本傳世，各具獨特的藝術特色。其中，早期的《百花詩箋譜》採用白描繪制的花卉圖案，以或紅或藍的單色印行，再版時則以套印，使箋紙上的百花圖案更逼真細膩、栩栩如生。經過對比，套印版《百花詩箋譜》彼此間亦多有異同。以中國書店藏本《百花詩箋譜》為例，箋譜中除收錄張兆祥所繪花卉，還包含當時畫家王振聲的作品，與張兆祥僅繪花卉不同，王振聲作品多有題詞，如一蓮蓬邊書“心香一瓣”，水仙旁書“酒中仙”等，更具文人畫的意蘊。最后20幅花卉作品更是非常罕見地以蝴蝶裝式呈現，與常見的《百花詩箋譜》區別較大。
王振聲，字劭農，一作少農，北通州 （今北京通州）人。善書、畫，承家學，花鳥得華岩逸韻。《北平箋譜》中亦收入其畫作。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盡管魯迅、鄭振鐸受《百花詩箋譜》的影響產生編輯《北平箋譜》的念頭，但二人推崇的並非是《百花詩箋譜》中的繪畫風格或刊印水平，而是與其他箋紙相比，《百花詩箋譜》將箋紙聚集成本成套，可彌補單頁箋紙不易保存的缺憾。魯迅在1933年2月5日給鄭振鐸的信中寫道：“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遂產生了將當時所見繪刻印俱佳的箋紙集為一冊的想法。“或先約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實不獨為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
而鄭振鐸在《北平箋譜序》中敘箋譜流變，於《百花詩箋譜》未著一言，隻說：“光緒末，北京畫師李鐘豫、劉錫玲、朱良材、王振聲輩嘗為肆人作箋，意在諧俗，乃墜惡道。”作於1933年11月15日的《訪箋雜記》中又說“靜文齋的附近，路南有榮祿堂，規模似很大，卻已衰頹不堪，久已不印箋。亦有箋樣薄，卻零星散亂，塵土封之，似久已無人顧問及之。循樣以求，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敗變色，蓋擱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紙都用舶來之薄而透明的一種，色彩偏重於濃紅深綠，似意在迎合光、宣時代市人們的口味。”《百花詩箋譜》正刊印於光、宣時代，且色彩濃艷。而點王振聲之名，惡其為肆人作箋。由此而知，在當時，文人更為欣賞的是林琴南、陳師曾等人所作，情趣盎然，意態無窮的雅致紙箋，而於色調明快、濃艷嫵麗的箋紙則欣賞更大於實用了。（辛 迪）
(來源:中國文化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