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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証人出庭了，如果經濟上沒有補償，人身安全也沒有制度上的保障，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在這種情況下，証人選擇不出庭，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數月前，中國留學生董小姐在英國拉夫堡大學宿舍丟失一部價值3000元的iPhone4手機，英國警方在另一個城市為其找回手機。近日，盜竊犯在法院受審，董小姐將受英國警方邀請出庭作証，往返中英的機票，以及在英國的食宿、交通費用10000元人民幣左右，由英警方承擔。（1月17日《新京報》）
一個小小的刑事案件，為確保証人出庭，英國人可以說不惜代價，這種對証人出庭的重視，對司法公正要求之嚴苛，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這也是被制度逼的。在英國，控方（警方）提交法院的起訴書必須在背后記載本方証人的姓名，必須傳喚証人出庭作証﹔否則，視該証據為不存在，由控方承擔不利的后果。証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形隻有兩種，一是用各種方法都無法使証人出庭作証（例如下落不明），二是該証人為一不可信賴的証人。這兩種情況下，若該証人証言不是對案件基本事實無關緊要，則控方承擔敗訴后果無疑。
正因為証人不出庭有如此嚴重不利的后果，英國警方才不惜一切代價讓証人出庭，英國証人出庭率之高，也可想而知了。
而在中國，刑事案件証人出庭率卻非常低。例如據有關資料，深圳中院的証人出庭率一直徘徊在2％至5％之間﹔北京某中院轄區某年度的5500件刑案，証人出庭的隻有29件，隻佔案件總數的1％。著名的李庄案一審中申請了6名証人出庭作証，最后一名也未出庭，法庭解釋的理由，居然是証人不願出庭。這種情形下的辦案質量自然難以得到保障，出現一些荒誕離奇的冤假錯案，也就不足為怪。
刑訴法在修訂前，我國刑事案件中証人出庭率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對証人出庭的硬性要求不夠﹔刑事審判流於形式，法院對檢方配合有余、制約不足，許多刑事法官存在“証人不出庭，質証更簡便”的意識等，但証人出庭缺乏足夠的經費和人身保障，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証人不出庭，法律沒有規定任何不利的后果﹔另一方面，証人出庭了，經濟上沒有補償，人身安全也沒有十分保障。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在這種情況下，証人選擇不出庭，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好在，新修訂的刑訴法加強了對証人權益的保障。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加強了對証人的人身權的保護，規定了對証人及近親屬的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等措施﹔二是明確了對証人出庭的經濟補償，規定証人因作証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予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不過，要讓這些措施執行到位，恐怕還得在制度上進一步細化和明確才行。
與此同時，新刑訴法對証人應當出庭也作了一些硬性的要求，例如，控辯雙方對証人証言有異議，且該証人証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法院認為証人有必要出庭作証的，証人應當出庭作証。但也看到，法律對“証人應當出庭”加了這麼嚴格的限定條件，相比英國警方為一個3000多元的小案子，花萬元多代價保障証人出庭，我們的証人出庭“門檻”，有必要進一步降低。
書面証言代替証人出庭，這難以保障被告人和辯護律師的辯護權，有礙司法公正的實現。保障証人出庭，事關“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能否落地，所以，國家當在資源上給予充足的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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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