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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既然不想影響調查結果的客觀性，那就干脆別打電話給調查機構
中國青年報：進行電話調查，許多地方都用固定電話抽樣。你們這次調查為什麼採取移動電話抽樣？
曹萍：這與昆山的常住人口構成有關。現在昆山的總人口有200多萬，本地戶籍人口卻隻有72萬，大多數都是新昆山人，作為一個勞動力輸入大縣，想要評價昆山干部的勤廉狀況，新昆山人的意見不可或缺。一般來說，這些人很少會裝固定電話，幾乎都是用手機。如果還使用固定電話進行抽樣調查，就會使樣本出現非常大的偏斜，佔有昆山人口比例最大的人群被擋在了調查范圍之外。針對昆山這種客觀情況，為了使新昆山人的意見能夠被充分收集，我們就必須用移動電話進行抽樣。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合作伙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在運用移動電話進行抽樣調查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使得我們此次用移動電話進行抽樣調查並未遇到太大的技術難題。
中國青年報：用移動電話進行這樣敏感的抽樣調查，調查成本和難度應該不小吧？
曹萍：的確不小。給你說一組數字：在企業家調查中，調查平均訪問時長為19分30秒，最長時長為39分02秒﹔在領導群體調查中，調查平均訪問時長為17分3秒，最長時長為39分48秒﹔在公眾調查中，調查平均訪問時長為17分16秒，最長時長竟然達到了51分39秒！
以企業家調查的執行為例，在世界范圍內，電話調查一般成功率會在20%左右，即便是比較難執行的調查，成功率也有10%。但是，我們此次企業家調查的執行，最終的調查成功率僅為5.58%。
“2012年蘇州（昆山）勤廉滿意度調查”的難度之高，不僅體現在執行上，還體現在研發上。關於勤廉方面的調查，全國各地已經進行了很多，如果我們的調查只是單純的“走老路”、“炒冷飯”，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這就要求我們的調查必須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站得更高，有更多創新。
但是，有創新不能只是嘴上說說，它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與努力。在研發階段，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搜集了大量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文獻，咨詢了國內反腐倡廉與民意調查領域多位頂級專家，研發團隊還實地考察了一些在國內反腐倡廉民意調查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地區，經過幾十稿的修訂，最終拿出了我們此次調查的設計方案與問卷。可以說，我們這次調查是站在許多前人的肩膀上的。
中國青年報：聽說此次調查進行抽樣時，您跟著抽樣人員跑遍三大電信運營公司。為什麼對這些小事您都事必躬親？
曹萍：抽樣可不是小事，它就像一項調查的地基，如果有問題，上面蓋的房子一定是危房。所以在這次調查的抽樣過程中，從最開始與幾家電信運營公司聯系時起，每個環節我都會親自過問，直到確認所有抽樣完全隨機、抽樣人員安全返京並把數據庫安全鎖進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保險箱后，我才放心。
中國青年報：但據我所知，在調查正式執行后，您一個電話也沒有給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工作人員打過。我很好奇，您就不想早點知道調查結果嗎？
曹萍：說不想早點知道結果那是假的，但我當時不斷地告訴自己，一定不能打這個電話，而且我還要求我們紀委所有工作人員都不能打這個電話，因為我怕我的一個電話，會影響到調查的公正性與獨立性。
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樣做有些過分謹慎，但是我認為這非常有必要。大家都清楚，現在有一些調查，本身很好，就是因為所謂的一個電話、一個囑咐、一個批示變了味。對於調查結果來說，早知道幾天和晚知道幾天，它總不可能變。既然不想影響到調查結果的客觀性，那就干脆別打電話，把產生影響的可能性從自己這裡就徹底掐斷。
中國青年報：一般的黨風廉政建設調查的對象都隻限於公眾，“勤廉滿意度調查”為什麼還要調查企業家？
曹萍：通過調查公眾的意見，的確能得出對工作的一般性評價。可是，公眾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與企業家相比，他們存在著信息死角。這就需要依靠調查企業家，對公眾調查進行補充，從而實現在完整的信息基礎上的評價。
廉政民調，企業家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對象群體。在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調查中，企業家的評價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昆山是一個經濟發達、企業眾多的地方，企業與政府打的交道可以說是方方面面，這就使得許多企業家能夠更加深入、細致地了解昆山的黨風廉政建設現狀，為他們的評價打下基礎。
以前有人指出，企業家非常繁忙，沒時間也沒有意願參加黨風廉政建設的相關調查﹔還有人認為，企業家一般隻關心政府的經濟、稅收政策，對黨風廉政建設關心得比較少。然而此次調查的實際情況証明，企業家有著比較強烈的參與黨風廉政建設調查的意願，對於當地的干部勤政與廉潔狀況，他們也非常關心，甚至視為企業發展環境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中國青年報：領導群體算是體制的“內部人士”，你們這次也調查了，這會不會有自己人評價自己人之嫌？
曹萍：有人說有，但我看沒有。在我看來，在了解黨風廉政相關信息方面，這些“內部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而且他們中的有些人還非常願意表達意見。不瞞你說，調查中我就被抽中了，而且我還完全按照我個人的意見回答了全部問題。我有一位同事，接到調查電話后覺得很別扭，索性就謝絕了。我知道后對他說，你也是紀檢干部，對現在紀委的工作肯定有很多想法和看法，既然有，為什麼不接受調查呢。而且我們要說的是實話，又不是假話，沒什麼可難為情的。
說來這裡還有個曲折，在最初的研究設計中，我們計劃要調查公眾、企業家與意見領袖三大群體。但是在調查過程中，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研究人員發現，之前所定義的意見領袖成員，包括當地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媒體與教育機構負責人等，並非傳統意義上與政府保持距離、具有獨立見解的意見領袖，他們的意見和觀點具有很強的“體制化”色彩。隨著調查的推進與數據分析的深入，這種特點表現得越來越明顯。於是，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我們在進行多輪頭腦風暴后，一致決定把原來研究設計中的意見領袖群體的標簽，改為更符合實際情況的領導群體。別看這只是一個修改標簽的小舉動，它不但在國內同類研究中尚屬首次，也對我們的后續研究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在公眾之外，對企業家、領導群體進行調查，並不是想增加幾個調查群體這麼簡單。如果將公眾視為社會力量的代表，將企業家視為經濟力量的代表，將領導群體視為政治力量的代表，對比這三類人群的調查結果，我們就能從政治、經濟、社會這三維立體的角度深入分析當前的反腐倡廉形勢。
中國青年報：一般理解中，紀委進行的調查都以廉政為主要內容。為什麼你們的調查問卷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問題是關於發展和勤政等廉政之外的內容？
曹萍：進行黨風廉政方面的調查，如果隻把研究聚焦在廉政問題上，對其他問題視而不見，很容易走上狹隘化的道路。不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大多數受訪者的認識中，干部廉政問題從來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因素，它與干部的勤政狀況、當地的發展狀況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想要准確分析影響廉政變化的因素，就必須將它放在勤政與發展的背景下分析考量。這也是當初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的方案最為我們看好的因素。
另外，雖然黨風廉政方面的調查是由紀委主導的，但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它隻能為紀委的工作服務。從現在紀委的地位與職能來說，它首先是黨委、政府的監督者，同時也是黨委、政府工作的輔助者，應該在不影響監督職能的情況下，為黨委、政府分憂解難。對應到此次調查，針對今年全國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的問題，在調查企業家時我們就專門設計了一系列關於企業困難與所需幫助的時點指標（為測量民意對政府當期主要民生舉措的認知、認可程度和對政府當期作為的滿意度而設置的指標——編者注），了解企業的實際生存狀況，為黨委、政府的經濟決策提供事實依據。
昆山就像一隻麻雀，為了全國反腐倡廉工作的推進，我們願意率先“解剖”自己
中國青年報：此次“勤廉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何？
曹萍：總體來說，三類受訪者對於昆山當前的發展狀況都表示非常滿意，相對來說要高於他們對干部勤政狀況與干部廉政狀況的評價。也就是說，昆山當前的發展受到了各類受訪者較高程度的認可，但同時受訪者也指出了昆山當前干部隊伍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在未來能夠解決，受訪者對干部勤政狀況與干部廉政狀況的評價提高，昆山就將朝著基本現代化的發展之路邁進。
中國青年報：您覺得調查結果客觀嗎？
曹萍：我認為很客觀。就拿反腐宣教這項工作來說吧，這一年多來，反腐宣教一直是我們昆山紀委工作的重點之一，我們組織了“鹿城清風”黨風廉政宣傳教育月、干部任前廉政法規知識考試、節日發送廉政彩信、“不貪為寶”書畫展、廉政小小說全國征文等一系列反腐宣傳教育活動，實現了月月都有反腐宣教新活動。結果在此次調查中，不管是公眾、企業家，還是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領導，他們對反腐宣教的評價都非常高。這就說明，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隻要你做了，他們一定會給你一個中肯的評價。
中國青年報：你們如何運用這項調查的結果？
曹萍：目前，我們已經將這項調查的結果與紀委日常的作風效能考核相銜接，使其在考核中佔有一定分值。下一步，我們計劃將這項調查的結果運用到干部的任用上，對干部產生真正的“硬約束”。
按照規定，紀委應對干部進行日常教育、監督、管理，但在實際工作中，紀委缺少抓手，使得工作針對性不強，不痛不痒，缺乏實效性。在“勤廉滿意度調查”常規化后，紀委就能夠對干部的廉潔作風進行長時段的有效監控，在干部教育、監督、管理中能夠抓住實質性問題，有針對性地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干部隊伍存在的突出問題，讓百姓真切地感受到黨風廉政建設的成效。
中國青年報：“勤廉滿意度調查”對紀委自身的工作有著不小的推動吧？
曹萍：何止推動，是帶來了非常深刻的變化。首先，它給紀委工作提供了抓手，指出了方向。現在的紀委工作可以說管得很多，但越是管得多，越覺得工作缺乏抓手。在“勤廉滿意度調查”的幫助下，紀委很容易就能從調查對象那裡了解當前腐敗集中領域、問題集中部門等反饋信息，從而提高反腐工作的有效性，提升群眾對反腐工作的滿意度。
其次，推行“勤廉滿意度調查”有助於紀委的反腐戰線前移。當下存在著一個悖論：人們認為紀委就應該辦案，而且還要辦大案﹔可另一方面，每當某些大案被曝出時，一些人卻將責任推在紀委的身上，指責紀委沒有履行好監督干部的職責，竟然能讓這樣的干部身居高位。正是在這種悖論中，基層紀委經常處於被動地位。想要擺脫這種尷尬的局面，就應該將紀委反腐的戰線前移，充分發揮紀委預防腐敗的作用，使紀委的作用不能只是在等到干部東窗事發的時候才顯現。這就需要大力推進反腐倡廉的民意調查工作，讓每個公民都變成反腐監察員，及時發現干部中存在的腐敗苗頭。
許多人一直有一個疑問，行政機關不作為或者亂作為，有紀委問責，那麼如果紀委不作為，誰來問責呢？對於這個問題，一直沒有特別好的回答。但是如果將“勤廉滿意度調查”制度化、例行化並強制化，這個問題就會得到比較好的解答，因為讓老百姓了解紀委的工作、評價紀委的工作，本身就是對紀委最好的監督。
中國青年報：您認為昆山的“勤廉滿意度調查”對全國反腐倡廉工作有什麼意義？
曹萍：昆山在江蘇率先建成全面小康以后，如今又率先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指標。正是因為它處在全國領先的發展水平上，它會遇到許多其他地方還沒有遇到的問題，也包括反腐倡廉方面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進行“勤廉滿意度調查”，深入研究昆山當前的腐敗狀況與反腐敗形勢，對於全國那些現在還未達到、未來有可能步入昆山當前發展階段的地區而言，都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至少可以讓他們在反腐倡廉問題上少走彎路。在這種背景下，昆山就像是一隻麻雀，為了全國反腐倡廉工作的推進，我們願意率先“解剖”自己。
中國青年報：此次調查中有沒有具備宏觀意義的發現？
曹萍：調查設計中，我們區分了公眾、企業家與昆山領導群體三類調查對象，對比這三個群體的調查可以發現，公眾、企業家兩群體在幾乎所有指標上的評價都明顯低於昆山領導群體。
這一發現說明，相比於公眾和企業家群體，不論是在發展、勤政還是廉政領域，領導群體的評價都普遍較高，對實際狀況的判斷也更為樂觀。由此可見，在干部的勤廉等問題上，領導干部的自我反思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提示黨和政府，想要及時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改正自己的錯誤，必須依靠社會力量。我們進行的“勤廉滿意度調查”就是在這方面的有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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