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式改革战略的六大突破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头人以来，已经有两年多时间，国内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新思路、新做法有众多积极、正面、热烈的评价，习式改革战略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大突破：突破了过去从易到难、由点到面的“局部性改革模式”，开始了全方位、配套性的“整体性改革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事务千头万绪，开放问题错综复杂，之前也没有多少现存经验，因此，不敢也无法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改革开放，因为，风险实在太大，只能从一些利益涉及面不大、大家容易接受的浅层次的改革上做起，从某些地域、某个领域、某些行业、某些单位、某些事项上先进行试点、突破，再行推广。最初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农村改革积累经验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有一定经验后再开放，而开放先从南方的一些小城市开始，然后，到沿海、沿江、沿边的大中城市，最后到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农村改革也是从局部如经营方式改革开始的，最初并没有触碰农村的组织结构，后来逐步实行村民自治。城市改革也是从局部开始的，先是搞企业生产经营承包制，然后，是所有制改造，搞混合所有制等。这样的改革有其优点：比较稳妥，要有问题也是局部性的，纠错比较容易，但这样的改革也有其缺点：新旧规则同时并存，实行双轨制使制度的漏洞比较大，寻租空间比较大，容易滋生腐败，也容易导致人群和地域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据统计，2013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7%，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0.473；2014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基尼系数为0.469，连续6年下降。有专家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缩小，但收入分配改革仍需提速。目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确实是影响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2012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果断地开始了“整体性改革模式”。与“局部性改革模式”相比，“整体性改革模式”突出全方位改革和配套性改革两个方面。全方位改革意味着，既要发展，但也要反腐，既要进行地方改革，也要进行中央改革；既要进行经济、社会、文化改革，也要进行政治、行政、司法改革；既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进行国内事务的改革，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全球事务。配套性改革意味着，从改革开放的整体需要和总体目标出发设计改革开放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注重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之间的有机性、关联性、配套性，不再让某项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单兵突进，而是讲究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缺，避免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互相损耗。例如，之所以在最近两年提出“自由贸易区政策和制度”并迅速推进，不再是推进某个地方发展的局部需要，也不再只是涉及解决改革或开放某个方面问题的需要，而是从整体上快速提升中国改革开放水平，快速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总体需要，即是因为考虑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内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外部重建世界新秩序需要快速发挥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优势，在世界力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信有“自由贸易区政策和制度”与“一路一带”等其它措施相配套，中国不会再丧失当前发展良机。

　　第二大突破：突破了过去经验性、实验性、零散性的“感性改革模式”，开始了顶层性、设计性、普惠性的“理性改革模式”

　　在缺乏现存经验和模式的情况下，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的是从下到上、事中和事后“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基层和地方先试验、先摸索，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和失误，加以完善，然后推广。这种改革模式比较容易发挥百姓、基层和地方的首创精神，有不妥的地方随时可以纠正，影响小、易掉头，比较稳妥。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和深化，这种改革模式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改革比较零散、缓慢；时间成本和实验成本比较高；容易使人只看到改革的一鳞半爪，而无法领会改革的全局和整体；感性色彩浓厚，理性思考不足，法治特点不明显；改革红利的得益者、受益面和普惠性不够，容易产生比较性心理失衡和社会对立对抗；改革的预见性、准备性不足，走一步算一步，改革缺乏总体性、长远性、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初期这么做是必要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2012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看到了这种改革的不足，此后的改革十分注意总体性、长远性、可持续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涵盖300多项改革举措，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虽然专门讲法治，但仍然涵盖了180多项改革举措。中央把改革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问题都进行了长时间的理性思考、顶层设计和原则规定，部门、地方、基层和单位只要按这些顶层设计和原则规定加以具体贯彻和灵活落实就可以了，这就大大减少了改革的时间成本和实验成本；这样的改革红利几乎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均可受益，受益面广、普惠性强；这就使改革从浅层次的、盲目的、感性的、零散性的改革走向了深层次的、前瞻性的、法治性的、普惠性的理性改革。这样的改革对于克服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对抗问题，顺利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有着关键性作用。

　　第三大突破：突破了过去主要着眼于新增社会资源分配改革的“增量改革模式”，开始了对原有和新增社会资源分配同步改革的“增量与存量改革相结合的改革模式”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新中国打破了旧中国家族性、阶级性特权问题，可是，由于实行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形式、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形式、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形式，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打破“新特权”。所以，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间里，改革的重点在于对新增加的社会资源或曰国民财富的新分配规则，即“增量改革”，对于改革开放前已经有的大多数特权或曰分配格局触动的并不多，即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存量社会资源或国民财富的“存量改革”。如，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在食品供应、医疗保健、住房分配、出行安保、旅差报销、度假安排、公车乃至专车使用、工作餐补贴、家属子女上学和就业安排等方面一直拥有不少特权。这样，老百姓就有很多怨言，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官民对立，不利于中共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2012年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对大多数特权进行清理和改革，特别是对住房分配、出行安保、旅差报销、度假安排、公车乃至专车使用等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如，清退地方和军队多占、超标住房，重新制定干部度假的规章制度，每年中央领导去北戴河等地开会度假的时间缩短并规定家属子女、家里佣人一律不再随行，国有企事业单位一些内部特权如分房和补贴等大大减少。至于对普通干部的“八项规定”更是众所周知、影响深远。当前中央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清理、评估、管理、监督正加速进行等，这都是对存量和增量国民财富的同步改革。虽然动了有些特权阶层和集团的已有“蛋糕”，遭到了他们的竭力抵制和反抗，但一方面，中央铁腕推进反腐败的决心更强，对存量国民财富重新分配的力度会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对新增国民财富的公开、公正、公平分配，如，对国有企业上缴国家财政比例的大幅提升，对畸形文化市场的大力整顿，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大力推广。这样的改革当然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和普通老百姓的强烈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