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忆制定82宪法：当时住中南海 为叶剑英起草讲话稿【2】

新京报：这些文章提出了哪些建议？有没有被采纳？

李步云：不少建议和想法后来被采纳了。比如其中一篇文章《什么是公民》，“文革”时期，不少人认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被判刑的人员，不是公民。我建议，宪法修改应该写入“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句话写入了1982年宪法。

另外，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放到了“国家机构”这个章节的前面。这也是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提到的。我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体现出国家机关的存在是为公民服务这个重要思想。

1982年宪法的序言中，有一句话，“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跟我提出的一个建议“党组织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是一致的。这个建议我最初是在《光明日报》发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十二大修改党章时采纳，也就是写入了党章中。1982年宪法修改虽然没有采用相同的表述，但是“各政党”也就包括了共产党，体现的是任何政党都要维护宪法权威的原则。

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

论战结束，“依法治国”获得广泛共识

新京报：你被评价为开启了“依法治国第一腔”，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观点。1999年修宪时，你想到“依法治国”会入宪吗？

李步云：1978年，我和王德祥、陈春龙合作撰写的论文《论以法治国》发表后，争论非常激烈，形成了“三大派”论战：“法治论”，反对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是资产阶级观点；“结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应该结合起来。这场大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

1996年2月，中央领导的一次法治讲座就是以“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题。这次讲座过后不久，“依法治国”就写入了“九五规划”，第二年写入了十五大报告。

十五大后，“三大派”论战也结束了，“依法治国”已经获得了广泛共识。1999年修宪时，“依法治国”入宪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很成熟。这次修宪前，我参加了一次座谈会，看到的修宪方案中就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