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因为这个高铁站伤感情”
对于“盗抢”这个刺耳的说法,新野方面显然不认同。
作为新野的发改委官员,刘玉生反驳道:“我觉得他们不该有这种认识。懂得国家重大项目立项程序的人都知道,在可行性报告被发改委批复之前,没有什么东西(结论)是固化的。”而他也不认为,在参与高铁项目这件事上有什么先来后到,“都可以公平竞争”。
他承认,面对郑万高铁,新野是比较晚的参与者。“说实话,如果走十堰到南阳的线路,新野根本不想这个事儿。但现在走襄阳东到南阳,刚好新野在直线位置上,你说要不要争取一下”。
如今,十堰人已经喝不到那瓶用来庆祝胜利的茅台酒了。颇有意味的是,邓州和新野的“高铁站”之争并非郑万铁路沿线上演的唯一博弈故事。之前,激烈的博弈已经在十堰和襄阳之间上演过一次。
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十堰市委书记陈天会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为争取郑渝铁路提出专门建议。他说,“郑渝铁路是十堰的生命线、发展线,对十堰未来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地名还是襄樊的襄阳也在使劲。一篇发表在2009年3月16日《襄樊日报》上的报道里写道,“市委书记唐良智利用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间隙,带领市经委、发改委等部门及有关县(市)区负责人,拜访了国家发改委、铁道部和一些央企……在拜访铁道部发展计划司领导时,唐良智请求将郑渝铁路规划进行调整,将襄樊纳入路经站点建设”。
某种意义上,地方争夺的不仅是高铁站,更是不容错过的发展机遇。自2008年京沪高铁开通以来,中国正式进入高铁时代。在一些地方政府和百姓眼里,它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的引擎。郑渝铁路纳入铁路网规划的消息传出后,渝鄂豫三地沿线的数个县市纷纷卷入这场竞争。
在新野,“不要再错失发展机遇”的论调占据了舆论场中的重要位置。流传在民间的一种说法是,新野曾经错失两次机遇,一次是河南油田,另一次则是焦柳铁路。有网友发帖说,作为一个见证三国历史的古老城市,新野不想一直停留在“火烧新野”的故事上。
而作为竞争对手的邓州也瞄准了高铁的发展助推力。围绕拟选高铁站点,邓州已规划出一个人口15万、面积15平方公里的城市新版块。
邓州希望喝到那瓶封存长达5年的茅台酒。令其一直怀有笃定心态的是,他们手里还握着数份在其看来表现河南省政府倾向的文件。邓州官方表示,在最近一份10月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办公会议纪要》([2014]50号)中,“再次明确了郑万铁路经邓州并设站”。
事实上,围绕着铁路的博弈不仅发生在地方之间。有专家表示,随着当年铁道部与地方共建铁路的战略调整,加大了地方政府在铁路选线上的话语权,同时也增加了选线的复杂性。中国工程院院士、轨道交通专家王梦恕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道:“地方政府话语权加大,是说在线路走向、车站位置上要听他们(政府)的意见。”
在中国铁路总公司报送给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建议书里也写道,“中国铁路公司与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协商,拟共同筹资建设郑州至万州铁路”。
11月5日的可行性报告评审结论出炉后,这场高铁站之争愈发扑朔迷离。一位参加过可行性报告评审会的人士透露,作为设计方的中铁四院“主推方案是二广高速西”;另一方面,“有专家认为要考虑投资成本问题”。
悬念仍然架在头上,但争夺并不是两位传统睦邻所希望发展下去的态势。邓州市委书记史焕立说,“邓州和新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在干部流动上。新野领导里有我过去的同事,私交也很好。不想因为这个高铁站伤感情”。
如今,即便是远离家乡最激烈的争斗,两地人的关系仍然有着微妙的地方。数天前,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邓州女生和比她小两届的新野同学坐同一趟火车回家,一人在邓州下车,另一人在南阳转汽车。回家路上,“那时争高铁的消息还没传过来,关系还挺自然的。后来知道了心里感觉挺不好的”。
“一涉及这个向着各自家乡的话题,突然间感觉像竞争对手一样,没有以前那么亲近了。”那名家在邓州的女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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