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城监狱首位犯人：建造秦城的公安部副部长【6】

　　“人权”入宪

　　应该讲，我们和资本主义的人权观点是有区别的，但我们社会主义也要讲人权。

　　在写作《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写关于人权问题的文章。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91年，舆论界都一致反对人权这个概念，说这是西方口号。

　　1983年，我们社科院法学所接受了两个任务：一个是批判人权，一个是批判无罪推定。所里分配给了几位同志。有趣的是，吴家璠是第一个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要借鉴西方无罪推定的人，现在他的任务是写文章来批无罪推定。批人权问题的文章叫王家福、我和信春鹰三个人撰写。我们三个人开会，我说，我有个条件，不能再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判断，否则我就不参加了。应该讲，我们和资本主义的人权观点是有区别的，但我们社会主义也要讲人权。王家福说行，他同意。先由信春鹰写了两万多字初稿。后来这稿子和批无罪推定的文章都没有发表。在那个气候下这样的文章不好写，就有意拖掉了。

　　1991年初，中央出了16个题目，后来又加了3个。这19个题目中包括：苏联是怎么发生变化的、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共和国际共运有什么影响、怎样看待民主、自由、人权问题，等等。中国社科院接受了一批任务，其中我、王家福和刘海年负责人权课题。我们先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到1992年又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王家福任主任，我和刘海年、刘楠来是副主任。在人权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次会议上，有外交部等好几个部委派人参加，影响很大。

　　接下来我们就写了一系列报告，给中央提建议，比如说：什么是人权、社会主义要高举人权旗帜、怎样区分人权问题和干涉内政的界限等等。那以后我们到过南亚和北美一些国家考察人权，前后给中央写了60多份内部报告，对中央制定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

　　1998年8月29日，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讲座前与当时的李鹏委员长交谈，他是表示“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讲人权”的中央领导之一。在这前后，有其他中央领导也开始讲，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讲人权。

　　人权入宪前，全国开了6个座谈会，其中一个座谈会有5位宪法学家参加，我、张庆福、许崇德、韩大元和徐显明。吴邦国主持会议，许崇德年纪最大，先叫许崇德讲，他不讲。后来点了我，我讲了四个观点。

　　我主张人权入宪，徐显明稍后在发言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人反对，说为什么一定要写人权？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也只是一部分国家把人权写进了宪法，我们的宪法已经把公民的权利写得很详细了，没有必要把人权再写进宪法。后来中央还是采纳了学者的建议。

　　2004年宪法修改后，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50分钟的专题，节目总结这次修宪的精神，我应邀在其中讲了几个问题，包括人权入宪。我讲了这样几个理由，第一，12年以前，我们还说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现在很多干部不敢谈人权，写进宪法以后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第二，写进宪法有利于给人权以制度上的保障，促进制度革新；第三，有利于在国际上提高地位，提高我们的发言权；第四，人权是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不限于宪法规定的权利，法律不规定公民不一定没有，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范围要广，把人权这个总的概念写进宪法比较科学，有它的特殊意义。

　　把人权写进宪法的主张后来被采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