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城监狱首位犯人：建造秦城的公安部副部长【2】

　　确立“罪犯也是公民”的观念

　　《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以后，全国闹开了。监狱里边有人拿着《人民日报》说，“你看，我也是公民”。

　　我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是从《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开始的，接下来我还写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这篇文章的诞生有它的偶然因素。在一次民主与法制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做了主题发言，说“文革”期间他被关在秦城监狱隔离审查，这个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狱很有意思，它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建造的，但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就是他自己。邓力群说完这个之后，又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他当时亲眼看到监管人员为了惩罚被审查的人，故意污辱犯人的事例。

　　这太不像话了，我决定要给罪犯写一篇文章。我找了我的朋友徐炳。他此前在《光明日报》上就张志新事件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有17个省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前征询过我的意见，就这样认识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这篇文章，以我为主，是我俩共同起草的，刊登在1979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罪犯也是公民，他有很多权利，尽管剥夺了他很多自由，但他的财产、他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都要受到保护。文章发表以后，全国闹开了。监狱里边有人拿着《人民日报》说，你看，我也是公民。

　　该文引起很大的风波。我、人民日报、全国人大研究室，还有公安部劳改局，这四个地方都收到好几百封信，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有点名批评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也在一个文件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我的这篇《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我私交很好的一个同学也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了一整版文章批评我这篇文章，不同意罪犯也是公民。

　　后来，公安部劳改局办公室主任李均仁跟我交换意见。他说：“李老师你的文章写得好，很多事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希望你再写。”虽然前一篇文章已经被高层批了，但后来我又写了《再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在1980年第3期的《法学杂志》上。

　　为什么要写第二篇呢？第二篇有个核心的观点，就是罪犯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后，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当时法学界很多人认为，一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所有的政治权利就都没有了。我说，这是不对的，只有四项政治权利没有了，其他政治权利是不能剥夺的，例如申诉、检举、控告、揭发……直到执行枪决之前，你都可以喊冤申诉，这个权利是不能剥夺的。这也是政治权利。

　　后来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保了我，他说：“李步云这篇文章没有错，观点是对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顶多是说早了一点，现在我们这些老干部的权利还得不到保障呢，别说罪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