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城监狱首位犯人：建造秦城的公安部副部长【3】

　　“社会主义法治”进入中央文件

　　197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陈述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9条理由，后来我参与起草的中央64号文件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1979年，刑法、刑诉法等7部法律出台以后，胡耀邦说，党内有些规定和这些法律有矛盾，中央应该出台一个文件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做法。中央书记处就叫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推荐人，后来决定让我来搞，具体内容要我调查研究以后再定。我个人做了一些调查，起草了第一稿。

　　后来邓力群和我商量说，这个文件的起草太复杂了，涉及到好多问题，要我再推荐两个人，我就推荐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家福和刘海年，加上邓力群推荐的一个人，我们4个人起草，由邓力群主持、滕文生参加，一共讨论了8次，每次都是讨论完马上修改，第二天在中南海里面的印刷厂打印出新稿。我记得最后一次讨论前，邓力群告诉我说：“政治局马上要开会讨论了，你们看看还有什么要改的？”我们又修改了几个字，由我写条子告诉邓力群。

　　讨论过程中我们没有意见分歧。听说文件通过以后，最高法院党组全体鼓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时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到处讲，“我认为这个文件是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以来，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最深刻的、最好的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这个文件名叫《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也叫“64号文件”，1979年9月9日颁布的。

　　64号文件的突破有几个：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法治”一词，这是有意识地使用“治”而非“制”字；此外，取消“公安六条”中的反革命罪和恶毒攻击罪，还宣布已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和公民享有一样的平等权利；此外，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在建国后到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判3-5年以上刑期的稍微严重些的案子，必须经当地党委讨论通过以后，检察院才能盖章批捕、法院才能判决。在接到64号文件起草任务之前，1979年3月6日，我就写过一篇2000字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陈述了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9条理由。不久以后，《人民日报》就用“大参考”把这篇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我跟邓力群说这个内容应该写进文件，他说“你去调查一下”。

　　在最高法院，接待我的是研究室主任鲁明健和一个姓范的庭长，我说准备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说当然很同意，但是最好是由学者提出来，“由我们法院提，别人会说这是向党要权。”在最高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我提出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也获一致同意。

　　在起草文件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支持了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决定。大概是天津清河县，几十人开党委扩大会议时抱怨说，现在是秋收大忙的时候，事情很多，党委会还得一件件地审批案子，这个事情值得考虑。有位参会的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个内参，胡耀邦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都批了，说要不要保留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值得研究。当时我们在中南海起草64号文件，这个内参批件也印发给我们了。

　　这就是64号文件起草的大致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