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纪念日 国人的集体记忆坐标

　　漫画勾犇

　　雍浩

　　记忆是需要坐标的。这个坐标有了时间的经度，有了空间的维度，有了人物的温度，记忆就有了永恒的可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更需要一个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坐标。这些坐标构成国家历史叙述的书签，构成民族身份认同的边界，构成文明血脉传承的基因。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正是这样一个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坐标。

　　国家纪念

　　这既赋予“9月3日”更多的严肃性和庄重性，也意味着支撑这一民族记忆的历史事实和坐标不容篡改和歪曲。

　　让我们将历史的镜头回放到69年前。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中美英苏为首的战胜国代表相继签字，见证了日本法西斯的最终覆灭，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4万万中国人，在“一寸河山一寸血”的长期卓绝抗战后，终于能开怀痛饮胜利的美酒。

　　日本投降签字第二天，9月3日，是中国万民欢腾、奔走相告、扬眉吐气、庆祝抗战胜利的美妙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中华民族的这一胜利基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先后以政令方式，将9月3日定为“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

　　今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方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决定在每年9月3日举行国家层面的胜利日纪念活动。

　　从政令方式到立法方式，意味着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在汲取普遍民意后将“胜利纪念日”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既赋予“9月3日”更多的严肃性和庄重性，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这一集体记忆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支撑这一民族记忆的历史事实和坐标不容篡改和歪曲。

　　众所周知，当前，日本有些当政者和历史修正主义势力正在试图篡改和歪曲历史记忆的坐标。这些人或想抹去本民族的“历史污点”，或想将历史记忆从加害偷换成“被害”，更有甚者想把“历史污点”美化成“历史亮点”。但是，对于历史事实来说，这是一种“零和游戏”，谎言前进一步，真相就会倒退一步，反之亦然。

　　立法宣誓

　　既是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宣言，是告慰千千万万殉国烈士和死难同胞的祭词，也是提醒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警言。

　　在抗战历史上，中国和日本处于记忆坐标轴的同一平面，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日本歪曲记忆，硬币就会变形。举例说，日本将8月15日称为看不出胜败的“终战日”，而这一称呼消减战败的同时，也消减了战胜。理由很简单——如果没有战败国，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也好，胜利从何而来？

　　也正因为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立法通告中，明确给出了立法的主要理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人民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民族牺牲。”

　　这既是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宣言，是告慰千千万万殉国烈士和死难同胞的祭词，也是提醒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警言。

　　史家公认

　　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为二战胜利所付出的牺牲不应被遗忘。

　　在严肃的史家笔下，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性贡献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公正和中肯的评价。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中国抗战史专家拉纳·米特不久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对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对塑造当今世界格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为二战胜利所付出的牺牲不应被遗忘。”

　　当年同为对日战胜国的美英苏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此洞若观火。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苏联红军元帅崔可夫在回忆录中感慨：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但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战后一段时期，日本进步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的贡献也有过公允评价。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太平洋战争》著述中明确提出，太平洋战争（1941年日美开战以来）与始于“九一八事变”的中日战争不可分割，中国大陆始终是主战场，而中国人民是实至名归的胜利者。

　　耐人寻味的是，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发起的代表性“攻击”就是针对家永三郎。旷日持久的“家永教科书诉讼”官司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打到90年代。最后以家永三郎的实质败诉而收场——这正与日本历史修正势力上升的时间轨迹相重合。

　　三纪念日

　　基本构建出庆祝胜利、铭记苦难、彰显烈士的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坐标轴。为后来者传承永久的民族记忆。

　　历史的巨轮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修正主义倾向不仅没有衰退，反而出现进一步高涨趋势。先有小泉纯一郎首相6次参拜靖国神社，后有安倍晋三首相试图改写侵略定义，多次对战犯顶礼膜拜，日本社会的整体保守化倾向也愈发鲜明，对历史的歪曲更加肆无忌惮，对战后秩序的挑战也越来越露骨。作为付出最大牺牲的二战胜利国之一，中国完全有权利、有责任从法理和道义高度对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保持压力。

　　全国人大在今年2月确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又于昨日（8月31日）将每年的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三个庄重的纪念日，基本构建出庆祝胜利、铭记苦难、彰显烈士的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坐标轴。

　　中华民族的每个人——卫国者，殉国者，死难者，幸存者，都将在这个坐标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为后来者传承永久的民族记忆——探索与梦想，牺牲与苦难，光荣与胜利。

　　□纵论

　　9月2日日本失联的战争记忆

　　□冯武勇

　　1945年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舰上，日本政府全权代表重光葵外务大臣和日本军部（大本营）全权代表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在投降文书上签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法律意义上正式落下帷幕。

　　但是，战后至今，在日本国民有关“那场战争”的集体记忆图谱中，已经没有9月2日和“密苏里”舰的坐标。愈发鲜明的则是8月6日、8月9日、8月15日，分别对应广岛原子弹、长崎原子弹、天皇“玉音放送”。

　　在有意诱导和无意识的记忆遴选后，日本的集体战争记忆只剩下两种。一种是以广岛、长崎为代表的被害记忆，另一种是以麦克阿瑟将军叼着烟斗踏上日本国土、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为象征的被占领记忆。

　　被害记忆和被占领记忆经过不断反刍和自我增殖，日本的战争记忆与世界的战争记忆严重错位，“日本特色”的历史认识正植根于这两种记忆的土壤里。

　　被害记忆对内消减了上至裕仁天皇、下至狂热庶民的战争责任，对外消减了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为象征的加害记忆。每年8月6日、8月9日、8月15日盛大举行的追悼式，成为一代一代回炉和烙刻被害记忆的仪典。

　　被占领记忆则催生和滋长了历史修正主义的暗流。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将盟军占领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视为日本皇国史上的最大屈辱，由此滋生出以清除被占领印记为目标的反弹动力。在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记忆中，盟军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美国主导颁布的和平宪法是两大必欲去之而后快的魔物——这正是当前安倍政权“夺回日本”的思想根源所在。

　　不断强化的被害记忆和被占领记忆限制了日本社会对侵略历史的反省深度和广度。仅从战争记忆坐标的纪念日为例，日本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反差。在战后德国人的战争记忆中，既有5月8日、5月9日的投降日，也有1月27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日（“纳粹遇害者追悼日”），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日，甚至有7月20日（1944年）希特勒暗杀未遂日。

　　而在日本的集体记忆中，连“9月2日”这一全球公认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都已“失联”，更何况“9月18日”（九一八事变），“7月7日”（卢沟桥事变），“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这些日子。

　　日本一直走不出“战后”迷宫，关键原因就是丧失了上述重大记忆坐标。安倍政权兜兜转转走的老路，日本社会没有警戒，没有抗拒感，甚至送上喝彩，根子也正在于此。

　　□内存各国二战相关纪念日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5月8日，德苏签订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二战欧洲战场结束。1945年起，5月9日被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这一天是俄罗斯的法定假日。每年这天，莫斯科都要举行集会和阅兵，国家领导人前往红场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

　　◎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1941年12月7日，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遭日本袭击，2300多名美军官兵丧生。每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2011年，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把12月7日定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

　　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是以色列的国家大屠杀纪念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在大屠杀纪念馆悼念死难者。

　　◎新加坡全面防卫日

　　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陷狮城。新加坡于1967年2月15日竖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并将每年的2月15日设立为“全面防卫日”，以纪念日占期间死难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