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展现自信 两个“搭便车”论高低立见

　　8月22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最高立法机构大呼拉尔，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题为《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的演讲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此言一出，立即成为习访蒙的最大言语亮点，引来舆论热评。人们普遍认为这其实是中国领导人对8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专访时发表的中国“搭便车论”的绝妙回应。

　　在那次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访谈中，奥巴马接过弗里德曼递去的话柄，说中国确实在“搭便车”，“他们搭了30年的便车了，而且一直没有什么问题”，“没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

　　这一言论在中国国内激起不小的反感，央媒接连发文批驳，指出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明摆着就是“侵入者”、“抛弃者”，而中国始终扮演着“合作者”、“建设者”的角色，奥巴马的错乱逻辑转移不了国际社会视线。

　　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两个“搭便车论”在时间上离得那么近，要说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中国领导人的回应之妙，妙在不指名道姓，不正面论战，而是将对手的概念“借用”来推广中国自己的周边外交方针、政策和理念，彰显大国风范和君子风度。

　　在美国，关于中国“搭便车”的说法早已有之，比“利益攸关方”之说出现得还早。这种说法把中国涂抹成一个积极融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却只知渔利不承担责任的“重商主义”国家。

　　照此说法，中国成为美国打赢对苏冷战的第二大受益者，却拒绝民主变革；加入世贸组织成为贸易大国，却对美国企业实行差别国民待遇；利用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进占两国能矿、基建、劳务市场，却拒绝承担安全责任；在乌克兰危机中搞“骑墙”，借美俄之争扩大自己的地盘---这些都是“搭便车”。

　　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是，美国内部普遍认为小布什时代的对外战略过度聚焦反恐，是给了中国十年“黄金机遇”，使中国搭着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便车”实现崛起。所谓“再平衡”，就是要重新部署对外战略的重心，回归对外战略的权力本质，对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给予足够重视和应对，终结中国免费“搭便车”的时代。

　　奥巴马发表“搭便车论”，是对中国在奥巴马政府优先处理的各种对外关系问题上拒绝按美国套路出牌的情绪宣泄。中美沟通渠道这么多，他不是不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和行为边界在哪里，不是不知道中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核、朝鲜半岛、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甚至与美国有分工合作。

　　奥巴马的“搭便车论”，更是对美国处理此彼伏的全球热点问题日益力不从心的哀叹。这种力不从心正是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号召力衰落的表现。奥巴马拒绝承认这一趋势，却又不得不寻求外界帮助，内心极度矛盾。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 卢斯在他的新文《奥巴马的外交困境》中这样嘲讽奥巴马及其国务卿克里的手忙脚乱：“即使是亨利 基辛格，也不可能像他这样----像个杂耍大师一般，同时将如此之多的球抛在空中。”

　　一篇发表在日本外交学者网站上的文章指出，中国已在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对于美方来说，是否真心希望中国分担更多国际责任还是个问题。该文还说，责任与领导权密不可分，不应只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却不给予其相应的领导权和地位。

　　公道自在人心。激辩中国到底有没有“免费”搭美国的“便车”、美国会不会向中国让渡部分所谓“领导权”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尽管开展这种辩论的苗头已在壮大，因为中美双方的处世哲学和外交理念根本就不在同一维度上。

　　但中国领导人不会让自己的国家在美国领导人的贬损和挖苦中吃“哑巴亏”。习近平在蒙古发表的“搭便车论”光明磊落却又暗藏机锋，展现了中国的外交自信和战略胸怀。

　　两个“搭便车论”摆到一起，宽窄可量，高低立见，观者自明。美国开出的是一列霸权列车，你上了我的车，就要做我的仆从，为我的利益服务；中国开出的是一列合作列车，你上了我的车，我们共赏沿途风景、共享发展成果，我带着你走向共同繁荣。

　　这实际是两种对外战略在极简语境下的同语不同义阐述。

　　习氏外交的一大风格特点是“以我为主展现自信”。对于认准了的事、正确无误的事，任外界怎样评说，我自岿然不动，坚持走自己的路。如若谁要对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合理政策和行为施加话语暴力甚至横加干涉或挑衅，中国绝不会作“软柿子”。这样的风格特点，为强国外交必不可少。

　　但中美各自驾驶的这两列车毕竟是在同一个全球体系中运行，它们可以两股道，但少不了交叉点，一定不能因“信号灯”的故障发生摩擦碰撞，那样的话对两位车长和车上分别搭载的乘客都将是巨大灾难。

　　必须看出奥巴马的“搭便车论”所隐含的两点深意：第一，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中国是美国处理对外问题可以求助的对象，但绝非“伙伴”，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的务实传统需要继承，但美中过于热烙也不符合实际。第二，中国已长成大块头，克林顿、小布什时代的对华交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适用于美中关系的现实，必须为中国量身打造更大的“制度笼子”。

　　这两点深意，正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和亚太政策中逐步得到体现，也必然要在奥巴马继任者的对华政策中有更多发挥，才是中国真正需要潜心研究、认真回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