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丹江口父子因水利工程40年两度举家迁徙

　　2014年7月9日，十堰新均县，新县城里一栋栋二层小楼紧紧相连，很多移民把一层改成了底商。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一马平川的土地上，是一畦畦鲜绿的麦苗，还有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匍匐在远处的山脚下，汉江水从家门口流过，他们用瓢舀起水喝，“有种甜甜的味道”。

　　这是很多沿江而居的十堰人记忆中的故乡。

　　50年来，丹江口水库大坝从初期建成的162米，加高到176.6米，移民线从最初的157米调高至172米，几代十堰人背井离乡，走上迁徙之路，为建设和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他们作出巨大的贡献。

　　王朝礼和王瑞权父子俩，在四十年里迁徙了两次，两次都与水有关。

　　迁徙

　　头发已经灰白的王瑞权仍记得，五岁那年，随父亲王朝礼从襄阳坐船顺汉水而上，回到老均县城外何家湾村。

　　老均县是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老钧州更名而来，随着丹江口大坝的落成蓄水，永远沉睡在了丹江口水库水底。

　　那一批，跟他们一样成为移民的，包括丹江口市、郧县2个县市，动迁移民28.7万人，其中外迁安置9.1万人。

　　“这是国家工程，搬走没的说。”更何况王朝礼还是村里的团支书，要带个好头。

　　王朝礼和妻子领着孩子，带着不多的行李铺盖，遗弃了简陋的家具，乘着木筏船，顺汉江而下来到了襄阳的宜城县流水公社。

　　同样从老均县搬迁到宜城县流水公社的，还有当时只有13岁的辛喜玉，几十年后，已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回忆那段岁月，仍记得过去的艰苦。

　　40年后，王瑞权也作出了和父辈们一样的选择，搬。

　　迁移宜城11年后，1979年王瑞权高中毕业，因为身体单薄难以承受繁重的农活，他重归父母一直牵挂的故土——丹江口。当时，他不会想到，他将再次面临搬迁。

　　1993年，王瑞权用做油漆工积攒下的钱，加上两万元贷款，开办了丹江口第一家民营食品厂，他特意把家和厂址都选在了父母曾经铸造大坝下水区的汉江右岸，他想像小时候一样，让亲切的汉江流经家门口。

　　就在他的食品厂盖到两层时，他看到一行人在河岸边上拿着仪器在测量，这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对南水北调移民淹没实物的调查。

　　他们来到王瑞权的食品厂，“以后这里要搬迁，就不要再建了。”原来，丹江口大坝要加高，而王瑞权的家正在大坝加高施工通道要经过的地方。他为之让路的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将大坝从160米提升到176.6米，十堰市为此动迁移民18.2万人，其中外迁7.7万。

　　但拆迁时间并不确切，他曾侥幸地想也许不需再搬，可心里还是不安，尽管年年盈利，却一直不敢扩大生产。

　　王瑞权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2005年，政府对他的食品厂下了拆迁令。“这是国家工程，个人不可抗拒。”王瑞权沿袭了父辈当年的思想，甚至没有考虑到食品厂的补偿标准，就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

　　虽然直到2003年，国务院才对丹江口地区正式下达停建令，2009年，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大规模移民启动，但早在1990年，湖北省就开始做前期工作，严格控制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进行大型实物指标调查，以此为移民补偿依据。

　　将近20年里，库区为丹江口大坝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农村里，路不再修，房不再盖，连树都不能栽，大部分农民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甚至有些房屋成了危房，一下雨，四处漏雨，乡镇干部就紧张起来，怕屋倒砸到人，而一些村的企业相继关停或搬出。

　　很多农村的房子是土坯房，不敢翻新，一些人家的小伙子相亲，女方吃顿饭，看看房子，就黄了。

　　融入

　　库区居民所作的贡献未被忘记，因此，在正式启动移民工程伊始，如何妥善动迁就被作为当务之急，移民政策十分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向移民倾斜。

　　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情况复杂，很多参与移民工作的基层干部，甚至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大坝加高工程移民工作中，湖北省七名干部牺牲在移民工作前线。

　　7月10日午后，九仙观村的空气翻滚着热浪，孩子们躲在院墙的阴影里玩耍，小卖部门口，老人们围着小桌打扑克，消磨午后的炎热。村里的一处高地上，红瓦白墙的独栋二层小楼整齐排列，宽敞的水泥路一直铺到每栋楼门口，成排的小楼中心是配置了乒乓球台、篮球架的休闲广场，这是九仙观村唯一的广场，让当地村民羡慕不已。

　　这里是移民安置点，集中了郧县红桥村搬来的92户384人，而这也是原红桥村支书陈贵先带着村里移民去武汉、荆门等地考察10余次的最终选择。

　　2010年10月14日，陈贵先一家从十堰郧县搬迁到襄阳南漳县，这是他第二次搬迁，对比两次移民，陈贵先明显感到，现在的移民政策比父辈那个时候好多了，“更人性化，有更多自主选择。”

　　移民关心的问题还有安置地点，不同于过去都由政府看点、决策，丹江口大坝二期加高工程移民，湖北省库区政府组织移民亲自参与选点，房屋设计的图纸要移民亲自过目、修改，并定期到安置点监督施工，最大程度满足移民意愿。

　　“移民背井离乡不容易，什么都要给最好的。”南漳县移民局局长贾方云说。

　　当初，为使房屋户型设计符合移民的生活习惯和要求，南漳县政府先后四次带着图纸到郧县征求移民的修改意见。

　　搬迁快四年了，陈贵先一家开始融入异乡的生活，尤其是两个儿子先后娶了当地的媳妇。

　　2010年10月，十堰郧县红桥村的移民启动搬迁时，陈贵先的儿子陈艳双刚好大专毕业，在等待搬迁中，错过了应聘教师、公务员的最佳时机。

　　刚到南漳县，陈艳双也经历了最初的不适应。“找工作没人提供信息，也不知道哪里招工，去哪儿都感觉生疏。”陈艳双和十堰的朋友、同学的联系也少了，“偶尔通过QQ状态和空间里的照片，了解到他们的近况。”他说。

　　可是，四年后，他已经安心于异乡的生活，觉得南漳似乎和故乡也没有太大差别，尤其是收获了爱情和自己的小家庭后。落地南漳县两年后，陈艳双在涌泉工业园找到一份组装电动车的工作，现在已是流水线的“线长”，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

　　在工业园里的同事中，他建立起了新的朋友圈。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业园结识了现在的老婆，两人去年结婚，今年6月，他喜获女儿，当上了父亲。陈艳双对生活感到很满足，“在哪儿都一样，陪在家人身边就好。”他开始规划着，通过学习转到公司自己喜欢的管理或销售岗位上。

　　23岁的陈俊秋，对九仙观村充满了好感。和父母刚搬到这里来时，他们觉得这里的土地没郧县的好，闹情绪，不接受土地，不种菜不生产，也不和当地人往来，结果吃菜成了问题，而好心的当地人，就悄悄把菜放在移民的家门口。

　　“当地人对我们挺好的。”陈俊秋说，这件事让他转变了对异乡的看法。

　　今年初，他在村子租了厂房，养起了肉鸽，仅上半年，他就卖了7万多元钱。

　　100对鸽子一年赚一万块，一个人一年养1500对比较轻松，这个刚23出头的小伙子，嘴里是一串串数字。“很多村民来参观我的肉鸽，我技术成熟了，就带着村民一起养。”陈俊秋有了更长远的打算。

　　新生

　　九仙观村移民点很少碰到像陈俊秋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外出务工，其中一部分人是回郧县老家。“郧县的工钱高一些，”陈贵先拿瓦工举例，“郧县一天200块钱，南漳一天120元。”

　　2012年9月，大坝加高工程移民完成搬迁，安置进入新阶段，“移民安置仍然不能画上句号。”湖北省移民局局长彭承波说，“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型，帮助移民致富，任务更艰巨。”

　　对于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贡献的移民，国家一直在加大扶持力度，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自2006年7月1日起再扶持20年；而2006年7月1日以后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从其完成搬迁之日起扶持20年，每人每年补助600元。

　　为使移民在当地就业致富，湖北省2011年就做出移民培训规划，对移民进行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全省计划对南水北调16到50周岁移民进行全覆盖的职业教育、新型农业劳动者培训和二三产业就业技能培训。

　　在土地配置上，湖北省政府在每人1.5亩净得土地基础上，再按人均0.1亩的标准，为移民新村配置集体发展用地，为发展养殖业、工业等集体经济提供空间。

　　移民九仙观村后，陈贵先和村民们就是在这片集中在一起的人均0.1亩的发展用地上，开始了第二产业——葡萄种植。

　　南漳县移民局为38亩多地的葡萄园投入了180万，今年年初的一场大雪，压坏了钢架棚子，又追加投入了50万元，“我们出的是小头，几千块钱，修一修沟渠，买点化肥。”陈贵先说。

　　只有初中文化的陈贵先捡起课本，钻研如何给葡萄防病虫害。每天五点起床，陈贵先就钻进葡萄园，修枝、打药，今年葡萄的长势很好，头一年亩产能达到一千多斤，净赚五六千，他算计着，以后产量会提高，收入万元没问题。

　　希望

　　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一位身穿紫红外套的与会女代表，悄悄走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身边，从包中掏出一个玻璃瓶，送到李克强手中。

　　这个女代表就是辛喜玉，瓶里装的正是丹江口水库的清水。

　　辛喜玉至今还记得李克强当时说的话，“谢谢你，谢谢水源地的群众，轻轻的一瓶水，喝了会很甜的。”

　　辛喜玉想象着，丹江口水库的清水从陶岔的渠首闸奔涌而出，一路向北，穿过1277余公里的输水干渠，汇聚于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最终从家家户户的水龙头流出时，北京人也能喝出那种“甜甜”的味道。

　　“我们移民的奉献和付出也就值得了。”她说。

　　■ 同题问答

　　答题人：十堰市副市长沈学强，分管南水北调工程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到南水北调工程的相关工作？期间，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沈学强：我是2011年年初调到十堰市，分管南水北调工作。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移民的发展刻不容缓，二是调水是长期工程，任务复杂、艰巨，呵护一江清水任重道远。

　　新京报：你认为当地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了哪些贡献？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沈学强：十堰市是丹江口水库坝上唯一地级市区，是水质保障区、水源控制区，是守护“水库”不用水的纯奉献区。为确保库区水质安全，关停迁建数百家企业，税源损失巨大。

　　新京报：你认为南水北调工程给当地带来了哪些改变？

　　沈学强：创新了体制机制，十堰市出台了环保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度，既要和分管负责人的政绩挂钩，还要和岗位挂钩；此外，促进了转型发展；第三，转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提升企业、市民、农民的环保意识。

　　新京报：全线通水之后，你认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当地还会做什么？

　　沈学强：十堰会全力打好五河治理攻坚战，五条河流水质稳定达到III类水质标准。此外，还要做好移民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规划，抓好丹江口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

　　新京报：当地是怎么保障水质安全的？

　　沈学强：全面治理五条河流，务求水质稳定达标。此外，全市开展“清水行动”，强力整治环境污染，对水源区水质从源头上严格把关。

　　“南水北调”沿线工程 之 陶岔渠首工程

　　渠首枢纽工程既是南水北调中线输水总干渠的引水渠首，也是丹江口水库的副坝。中线工程完工后，陶岔渠首将成为向中国北方京津冀等地区送水的“水龙头”。工程设计为新址重建加电站方案，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境内。建筑物主要有引渠、重力坝、引水闸、消力池、电站厂房和管理用房等。

　　■ 记者手记

　　不需感谢但求不忘

　　移民这个话题，随着前期安置的完成，相比水质的重要，理所当然地，不会得到过多的关注，成了翻篇的历史。

　　然而，旧事依然需要重提，不仅仅是因为移民后期的生活生产，仍然没有画上句号，而是众多个体的付出，不应被遗忘。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移民中的典型，比如王瑞权。从2005年开始，他以丹江口第一户移民的身份接连见诸报端。

　　签字那天，他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被各路媒体围在中间，相机、摄像机对准他，准备记录这历史的一刻。

　　王瑞权也矛盾过，惋惜失去经营多年的食品厂。可多年前，在北京看到十三陵水库的干渴，他竟也担忧起来，“北方人饮水真成问题啊。”他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坚定的依据。

　　他至今保留这些报道版面和照片，年深日久，报纸和照片已泛黄发旧。如果不是今年马上要通水，王瑞权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媒体了。

　　可是，曾经被广泛报道的“王瑞权”们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移民，没有留下名字，作为一个几十万数字的整体，服从了迁徙的命运。可正是这些无名的个体的牺牲和舍弃，才成就了一江清水向北流。

　　他们有着最简单的想法：个体，始终小于集体，要服从大局。

　　张凤玲从十堰搬迁到襄阳南漳没多久，就遇到尴尬，当地人试探着问她：你们移民，国家给了很多钱吧？

　　张凤玲感到委屈，移民的牺牲，在很多人眼里，成了获取巨大利益的符号。为国家利益搬迁是一种荣誉，但这种荣誉对他们来说有些飘渺，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这种荣誉。

　　几年前，丹江口移民干部周晓英在北京出差，出租车司机问她是哪里人，“丹江口。”司机摇摇头说不知道，周晓英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说，不指望喝上丹江口水库清水的北方人感谢为修建水库远走他乡的移民，但是希望不要忘记移民这段历史。

　　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湖北十堰、襄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