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加分：品德量化有风险

高考加分：品德量化有风险

临近高考季，全国各省市纷纷出台 “高考新政”。这些政策甫一出台，便引发各方热议，其中，高考加分项的调整特别是“思想品德加分”成为焦点，引来重重争论。

对于此项“高考新政”，有学者、专家及家长提出标准难界定、权利寻租等质疑，也有不少人士持赞同意见，认为重视思想品德有利于在年轻人中传播正能量。一位从事中学教育12年的老师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思想品德加分实施起来很难，但我也不赞成取消这项加分。如果我的学生真有这样的品格，我希望这个加分项能带给他一些帮助。”

13省市品德加分

与往年相比，今年高考加分政策调整涉及奥数、科技类、体育项目、少数民族等传统加分领域，不少省市不仅减项而且缩小分值。例如，今年四川高考加分项目进行了大瘦身，和去年相比共删除29个加分项目，另外还有17个项目缩减了加分分值。

北京市此前公布的高考加分调整方案也提出，在2014年高考中，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有所减少，由原本的15项缩减到10项；而少数民族考生由增加1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5分投档；市优秀学生干部由增加2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10分投档。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3个省市加分项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北京、浙江、四川三省市该项甚至加20分。以北京为例，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先进事迹、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应届毕业生（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区、县级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考生列入此项），在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向学校提供档案。

对此，不少教育界人士表示赞同，认为通过高考加分方式可以弘扬民族正气，鼓励青年树立正确道德标准。武汉一所中学的校长就表示，高考太注重应试，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增加德育分数，应该把平时的服务、做家务的情况计入，要让孩子学会关爱他人，关注他人，与他人沟通交流。

该校长也认为，只不过“品德加分”如何认定，有哪些实施细则，会不会给权力寻租提供新的空间，又有哪些学生因为思想品德好而在高考中加了分，这些细则需要明确。

根据北京市《高考加分政策及资格审核要求》，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先进事迹、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考生须经有关中学推荐，市教委核准，市招生考试委员会批准。但来自北京市教委的消息称，思想品德加分并非始自今日，北京至少已经执行了10年，但此期间从没有人获得加分。

品德量化会变味

李哲是淅江杭州某中学高三的学生，这段时间，一些与高考相关的新闻对他的情绪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了解到，自去年9月中下旬以来，全国各省份招生考试部门陆续发布2014年高考相关信息，31个省份正式出台高考新政。其中，包括浙江在内的13个省市加分项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北京、浙江、四川等3个省市甚至奖励加20分。

消息经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后，对李哲这样即将高考的学生影响很大。李哲说，20分在平常的计算单位中，是一个不大的数字，但对于高考分数来说，可以定“生死”。

“高考一分都会刷掉成千上万的人，何况是20分？”李哲说：“我身边有些同学，为人很正直，有正义感，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在同学中很有威望，那这样的学生能不能加分？如果他们能加分，我们一帮同学是心服口服的，最怕的是加分的是一些只听老师话的学生。这些学生循规蹈矩，平常很听老师话，配合老师的工作，老师可能会推荐为他们加分。”

李哲的父亲是一位新闻从业者。他的看法更为直接，指出“思想品德好”这个概念怎么界定最关键，并以自己儿子为例。他说，李哲从小思维活跃，有很强的个性，有独立的思想，这在他看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学校看来，却不一定符合“思想品德好”的范畴。“因为他会有一些自主意识，不是那种只听老师话的孩子。”那么，李哲就不一定能享受加分。

让李哲父亲更为担心的是，这项政策可能会破坏高考的公平性与公正性。“一些有地位的家长，可能会为孩子‘制造’见义勇为‘行为’，他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孩子达到‘见义勇为’目的，从而实现加分，‘思想品德’有更大的人为操作空间。”李哲也说，如果没有一个评定标准，那么人为的操作就很难避免。

李哲及其父亲的观点，代表了许多高考学生和家长的想法。《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了几位学生家长，他们的孩子今年都要参加高考。

北京市海淀区一位学生家长说：“我的孩子尊老爱幼，待人有礼貌，也没有违法乱纪行为，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思想品德好？”

北京市东城区一位家长说，教育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思想品德加分能提高大家对思想品德的重视，对品德好的学生给予奖励，也能促进学生提高自我要求，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是，思想品德如果变成量化的分数，可能就变味了。

一些家长担心思想品德加分会演变为“拼爹”。武汉一位姓陈的市民说，他的儿子今年读高中，在他看来，思想品德好不好、是否高尚，无法量化。要量化，背后就有操作空间，难保不会给权力寻租打开方便之门。

出发点好，实施难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思想品德加20分，没有专业的认定程序，现实中难免会存在运作空间。即便公开透明，由于“思想品德”缺乏客观判断依据，需要长时间观察，也很难做到评判公正。他说，“让行政权力简单化地制定或实施‘品德加分’存在风险，甚至可能影响一代人品德的养成，需要慎重执行。”

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熊贤君以汉代的“举孝廉”选拔人才的道德标准审视“思想道德加分”。他说，汉代以孝、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很多显宦名臣通过“举孝廉”脱颖而出，这套机制发展到后来渐渐形成士族传袭局面，即所谓“贵戚书命，不宜相违”。

熊贤君还谈到几年前各地实行的“三好学生”加分政策。他举例说，有一年，山西全省享受加分的“三好学生”只有20个，江西却有200多个，江西学生的道德水平就比山西学生高出这么多吗？政策在实行中渐渐走样，那些来自权贵之家的孩子，想获得市县“三好学生”称号，只要官员的一个条子就能搞定。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杨克祺则认为，思想品德加分旨在在教育评价领域引入其他标准，以改变过去那种“唯分数是举”的人才选拔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执行却往往搞偏了。

反方观点：

“品德加分”莫要沦为“腐败加分”

胡印斌

据报道，去年9月开始，31个省份均已正式出台高考新政。其中，各地加分大瘦身最引人关注。此轮大规模调整主要集中在体育、奥赛等缩减项目及降低分值。多地奥赛获奖者被剔出保送行列，甚至加分名单。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3个省份加分项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

“品德加分”一经媒体披露，即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尽管不乏支持的声音，但是，更多的是担忧和质疑，有声音甚至直指高考公平，担心此举会滋生腐败，成为“腐败加分”。

如果说，此前的加分设计属于教育评价改革的一种积极尝试，也曾在一些方面冲击了唯分数论的意识，那么，此刻的加分“大瘦身”，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已发现加分政策的弊端，并积极回应民意。

也因此，在体育、奥数等加分项目纷纷缩减甚至被取消的背景下，13个省份推行“品德加分”，未免有些“逆潮流而动”的意味，并不可取。“品德加分”能否像其他那些加分项目一样，也在金钱与权力的合谋之下，沦为特权侵袭高等教育的特殊管道，仅凭有关部门的表白，很难让人真正信服。

一方面，“品德加分”的标准往往偏于主观，流于模糊，难以界定，缺乏普遍认可的客观尺度。试问，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算得上是“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先进事迹、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突出”如何理解？怎样才算得上是“较大社会影响”？这些都很难有一个清晰具体的认知，而一旦标准含糊，当然就很难避免人为的操弄。

人民网强国论坛在最近一项调查中，也有57.4%的网友认为“品德加分”不合理，“标准太难界定”，“操作起来很难，不可掌控，极易被钻空子”。若一味强推，或滋生新的腐败。

另一方面，尽管有关部门一再表示，“品德加分”要从严掌握。比如，北京市教育部门就表示，“品德加20分”具体程序为有关中学推荐，市教委核准，市招生考试委员会批准。这样的流程看上去倒是十分严格，层层把关，但若是缺乏公开透明，只是相关机构层层审批，公众并无从获得任何信息，又怎么可能保证不会出现暗箱操作？

退一步讲，即便这些程序均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则公众可参与的余地也不大：一是公众很难判断，获得加分的考生思想品德究竟有哪些突出之处；再就是公众即使有不同意见，又该由哪一级机构来评判、仲裁？若是“见义勇为”，而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及伦理人情来讲，又不鼓励、不提倡未成年人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其他人。

还有，德行也好，品德也罢，其实是对于一个国民的基本要求，属于不需要经过考试而天然应该具备的做人的基础素质。一味以加分为诱饵，诱惑学生的德行，未免太过于功利化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品德明码标价，很可能会诱发全民性的道德作伪行为。与其搞这样的“反教育”激励，还不如下大力气进行高考改革。

正方观点：

高考“道德加分”有必要

郑根岭

对于高考“道德加分”，一些人表示质疑，更多的则是担心由此打开权力寻租、关系和金钱勾兑的门缝，损害高考的社会公平。

有担心怀疑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噎废食，反对乃至废止了这项规定，毕竟高考“道德加分”的设计初衷良善，落实推广之后假以时日，也定会对改良社会风气、促人向善等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不少人忧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并且对业已长大成人、正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独生子女自私自利啧有怨言，可以说“道德加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祛邪扶正。

社会是个共同体，像个大家庭，作为社会成员，无论男女老幼贵贱贫富，都有必要遵循起码的社会道德，否则这社会就会失序混乱，因此，对符合社会主流道德模范，尤其是做出了公众认可、交口称赞好事的人，社会理应通过一定的公共资源予以奖励，所谓精神鼓励、利益驱动，高考“道德加分”就不失为一种辅助手段，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高考“道德加分”虽然最近才成为沸沸扬扬的热门话题，但却不是全然陌生的新生事物，我国汉代在选拔人才当中就实行过“察孝廉”（孝悌、清廉）、“举贤良”（贤良方正）的制度，到了明清两代“孝廉”更是演变成了对举人的称呼。揆诸当今时代，早在1987年原国家教委就提出，对政治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的学生，可适当降低分数录取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2004年教育部又具体规定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可获高考加分（不超过20分）。如今全国十多个省份不约而同实行高考“道德加分”，正好说明在眼下社会发展大环境中确有必要。

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在学校学习知识很重要，同时社会化的道德教育也不可缺少。我国多年来的教育方针都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后又扩充为“德智体美劳”，还有“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德育为先，这些教育理念都把道德放在了首位。近年来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道德缺失现象，屡屡引发关于道德式微的讨论，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道德加分”的必要性。

当然，“道德加分”首先要经得起道德的考验，应该透明公开公正公平进行。相反，如果沦为小圈子内的暗箱操作，势必会酿成“加分腐败”，成为权钱交易、关系后门的温床。可以说，一些人之所以对高考“道德加分”心存顾虑，也主要基于这种担心。尽管这项政策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主观上不是为了权力寻租或弄虚作假、自编自演甚至无中生有等消极现象，可毕竟容易与这些弊端如影随形，稍不注意便会大行其道、甚嚣尘上，因而不能不防，而有效的防范之道，自然就是公开透明，借助于“阳光”这种防腐剂。

既不能因为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负面现象而先入为主否定高考“道德加分”这项新政，更应该加强细节设计和操作规范作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要根据始料未及的新情况随时加以完善和调整，从而保证不跑偏，发挥好其作为社会道德的“风向标”作用。来源：《民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