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的询问与追问

　　去年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中国残联副主席王乃坤，至今仍对两个多月前的一场“专题询问”活动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主题为“农村扶贫开发”。王乃坤说，没有任何客套，完全“真刀真枪”，参会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们上来就向到场的国务院各部门的部长们发问。气氛很活跃，反应也很好。

　　今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所做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王乃坤找到了有关这场活动的总结：专题询问是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重要形式。2013年，常委会先后开展了3次专题询问，分别为传染病防治、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农村扶贫开发。

　　这种活动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事先报名参加询问，可现场主动提问，还可以就有关部门的答复进行追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问题时，实事求是、真诚坦率，不回避不推诿，“用改进工作的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呼声”。

　　在场的还有被邀请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也可以随时提问。王乃坤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问答双方的互动很多，气氛热烈。“你回答完了， 我不满意，我接着问；你再回答，我还不满意，我还接着问；恨不得问你好几次。”

　　对于与会的部长们来说，这种问题没法事先准备，因为随时会面临“自由反问”。

　　王乃坤认为，这种方式对于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改进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专题询问是审议环节上的一种加强。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已经出现，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了第一次专题询问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说，专题询问越来越讲求实效，“都是现场提问，也不是预先设计好的问题”。

　　据悉，在每次专题询问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会给有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询问会时现成的提问，只是告知他们委员们关注的方向，仅供他们参考，本身是为了促进这些部门去思考和推动工作。

　　而在实际问答中，部长们虽然有所准备，扩大了自己的思考面和准备面，但是往往要靠临场发挥来应答。对于提问者，委员们要问出“人民关心的问题”。

　　在王乃坤参加的那场询问中，主持会议的吉炳轩副委员长也连续追问了很多问题。在此之前，吉炳轩、张宝文两位副委员长都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范围涉及到9个省市自治区，基本覆盖了国家贫困地区的类型，掌握的情况非常细致。

　　当时履新不久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遇到了好几个棘手问题。比如，他向全国人大代表王明雯解答了有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可信度的疑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直接问他，地方政府要政绩的时候戴‘富帽’，要利益的时候争戴‘穷帽’，怎么走出“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

　　分管职业教育工作的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科技部部长万钢被问到的问题是，科技部会怎样切断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灰色收入的关联……

　　为了做好回答，有的部门为一次专题询问准备的问题可达上百个，以免被“问倒”。

　　今天，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很多代表都注意到了“专题询问”这个词。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姚海同说，中央提出要“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并不常见，应该属于全国人大的“重型武器”，使用时要慎重一点。而像专题询问应该属于“轻型武器”，这种武器多多使用，甚至达到询问常态化，会更有助于发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员张兆安也建议，人大常委会要就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加大询问乃至质询的力度。在审议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报告后，可以探索对政府部门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或评议，并将结果告知全国人大代表。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