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总理遗言”案亲历者袁敏：蛐蛐儿带走未破的真相

蛐蛐儿（左二）和当年的伙伴们合影。

青年蛐蛐儿（左）和瓜子畅想未来。

蛐蛐儿（左二）和朋友们合影。

　　追忆往事，袁敏曾于2009年推出《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2011年，该书由凤凰联动再版，书名改成《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

　　袁敏表示，自己所写的尽管是个人的历史，却未尝不可以深化历史，弥补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遗憾不能和蛐蛐儿一起重返1976

　　傅小平：最初知道你写这本书，并引发我强烈的兴趣，主要在于书名中的“重返”一词。重返就意味着重新返回“现场”：一是人的现场，你写这本书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尚且“健在”，且介入到了你的写作过程当中；二是物的现场，醉白楼、留椿屋等见证了“总理遗言”案的旧迹都在，且都留下了当事人与你一起重返的身影。更令人感慨的是，所谓的现场并非通常说的“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也非。

　　所以，你和当事人可谓共同进行了一次历史与现实交错的重返之旅，在时间的对照中彰显触目的“现场感”，让你的讲述始终充满了张力。

　　袁敏：这些年，“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也就是书里的蛐蛐儿，数次病危抢救，他的状况一直很不好。最初的起因是摔跤了，造成植入在身体中的不锈钢股骨折断，引起感染，炎症后来又转移到肺部，虽然一次次被抢救回来了，但我们去看他时，发现他的植入股骨的腿肉都发黑了，也就是说肌肉几乎都坏死了。这样的状况真的让人心酸。

　　在我和当事人一起重返1976的过程中，我最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和蛐蛐儿一起重返。我一直期待蛐蛐儿有一天能重新站起来，我们能一起再次重返1976，他能开口说出当年的事实真相。没想到他竟然这样不辞而别，匆匆离去，带走了一代人的记忆和未解的心结，也带走了至今未破的真相。

　　傅小平：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想，假如蛐蛐儿和你们一起重返，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对你的写作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从出版的文字看，除第一章《我所经历的1976》中对“总理遗言”案有总体的勾勒外，正面叙述这一事件时，你最先写到的是处于事件最外围的大耳朵，然后才过渡到写主要的当事人蛐蛐儿，并按照这一顺序一步步进入事件的核心。何以如此？

　　袁敏：曾经不断地有人想深入了解探究“总理遗言”案，包括多年前写出“遗言制造者”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他们都想采访涉案人员，但除了蛐蛐儿以外，所有当事人都拒绝采访。

　　我的哥哥作为“总理遗言”案核心案犯更是说了这样的话：“20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很长时间里，这就像是一个集体的约定，当事人面对种种打探全部报以沉默。这不是一件猎奇的事情，而是一段重要历史，当事人担心走样。我理解他们这种心情。等我要写这部书稿，并约主要当事人吃饭，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时，涉案者中已经有年长者接连离世。我说，这样的采访带有抢救历史的意味，我们对被遮蔽的历史是负有还原真相的责任的。

　　我的话打动了他们，而且因为我也是当事人，我在三十年以后再做这件事情，无论是时间的沉淀，还是我和他们共同涉案的身份，都让他们觉得是适合的。其时，几乎主要的涉案当事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约他们很不容易。比较而言，大耳朵时间相对富裕，他很愿意说。还有，大耳朵在粉碎四人帮前夜割腕自杀也确实惊心动魄，从写他开始重返1976，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你在《收获》“亲历历史”栏目发表的系列文章的结集。也因为此，几个章节里开头你都提到了写作的过程，及前后发生的故事，使得通篇有很强的代入感。

　　在读者的感觉里，或许他们并非只是听你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他们的印象和判断也参与和改变了你叙述的过程。

　　袁敏：这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三十年后重述这段历史有什么现实意义？如今大多的年轻人沉溺于物欲、拜金、娱乐、八卦，对理想、抱负、青春、前途，完全有了我们当年不同的解读。但我还是觉得，无论这个社会走到什么时代，有一种精神是亘古不变的，有一种追求是永恒的。我想你应该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你说的很对，我是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但我也试图架构一座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过来人可以回顾和反省，年轻人可以了解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情怀。当下的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印象和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参与和改变了我叙述的角度，这种角度的选择我以为不仅仅是文本的，更是内涵的。

　　我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写历史

　　傅小平：你在《追寻真相》一章中，由蛐蛐儿习惯于编造故事的秉性引发的感慨意味深长。你说：“历史上常常有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后人编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样，而走样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逐渐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没有引号的真相。”事实上，很多真相就在人们故事的讲述中渐行渐远，但没有这样的讲述，让你籍以探索和发现真相的线索都可能隐匿不见了。

　　对于一个纪实文学的写作者来说，怎样克制讲故事的冲动，而使得真相按其本来的面目自然呈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袁 敏：这是我写这本书最艰难的考验，也是我付出最辛苦努力的地方。虽然我不能说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但起码我主观上是有意识地克制讲故事的冲动，尽可能地按历史真相的本来面目去呈现。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追寻真相》这一章节的结尾处我有三段补记，应该说，这三段补记是我上述话的佐证。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再找来看一看。对一个纪实文学作家来说，要真正做到“真实”，真的不容易。

　　傅小平：写个人的历史，多半会碰到一个疑惑：我写下的这段历史，对于更广泛的人群来说有何价值？你是否有过这样的考量？又是怎么想的？

　　袁敏：虽然我写的历史是渺小的个人的历史，和史学家们宏大叙事的历史相比，我写的一切可能微不足道，但我相信，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个体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看到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也许正因为我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历史，而不是讲故事，所以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呈现客观叙述，你前面说的“节制和理性” 可能就是这种客观叙述使然，我不希望有太多文学色彩的东西，那可能会使人产生歧义。曾经有人称我在《收获》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我所经历的1976》为“压缩饼干”，觉得太浓缩了，一定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或者不便写出来；还有人问我，文章发表时是不是做了删节，为什么总是读到关键时刻就戛然而止，像有很多未尽之言？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说的“打住”，假如其他读者也像你一样，在打住的地方停下阅读的脚步思索一下，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傅小平：很多珍贵的个人记忆，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消失了，就像“总理遗言”案如果没有你的记录，也终将消失一样。所以特别能理解你的这种紧迫感，但你的叙述是自在从容的，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事人之一，在走近这段历史的同时，你能跳出来做客观而理性的打量。

　　袁敏：这种“恐慌”还真不是说说的，你看，没有任何征兆，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蛐蛐儿却突然间说走就走了。我真的很后悔这次春节前因为在上海北京都有工作，回北京工作完事后就留在家中过年了。所以这次春节前没有像往年一样去看望蛐蛐儿，他就这样没有留下一句话，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其他当事人约好了在春节前去看他，到他家中无人，说住到城东医院了，大家都不知道城东医院在哪里，其中有几个人正好又有别的事，就说，那就等节后打听好医院地址再去看他吧。不曾想，这一错过，阴阳两隔！生命真的很脆弱，你说怎么能不恐慌呢？又有出版社想再版此书，我也积攒了一些问题想再采访蛐蛐儿，可是现在没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