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总理遗言”案亲历者袁敏：蛐蛐儿带走未破的真相【3】

　　解谜的过程

　　其实是最吸引人

　　傅小平：对于“总理遗言”案，当事人并不愿意旧事重提，提起这一事件也多少有些被动。你觉得他们真的从这一事件中走出来了吗？

　　袁敏：我哥哥还说过一句话：“这话我不是随便说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少了。”最初我并不太理解我哥哥说这话的深意，但在三年多来《重返1976》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渐渐悟出了哥哥这话确实不是随便说说的，历史若是没有经过岁月的冲刷和沉淀真的是不好轻易说的。倘若不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世；倘若不是活着的当事人也在慢慢老去；我真的应该再推迟重提这段往事的时间，因为真的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

　　傅小平：不过也有可能即使再过很多年，很多谜团依然难以索解。而等到那个时候，一些记忆却更加模糊不清了。更何况，等到一切都能说，都能说得清楚明白的时候，事件本身的价值很可能已被慢慢消解了。

　　袁敏：北京晚报的孙小宁为《重返1976》做过一个专版，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她说读了《重返1976》，觉得历史的迷墙还是没有打破，而我为回答孙小宁专门给她写了一封信，题目就叫《历史的迷墙有时不必打破》。谜团之所以有魅力，就在于谜底还没有解开，解谜的过程其实是最吸引人，也最有意思的。

　　傅小平：我们都知道，写个人记忆，其实最难写的恐怕是自己的亲人，因为有感情的牵绊，也因为离得太近，容易看不清楚。但你写母亲，写哥哥都写得特别好。写父亲的部分，有些面目不清，感觉很难触摸到他身上真切的东西。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写母亲，你有很多日常生活的依托会特别落实？

　　袁敏：我承认，父亲这个人物形象在我的笔下确实有些面目不清。但这种不清并不是我笔力不逮，而是父亲这个人物本身就如此使然。写父亲这一章题目叫《老运动员》，可以说共和国历次重大运动，父亲几乎回回遭劫。就因为17岁时被日本鬼子抓捕关押了十九天；就因为无人可以为这他这十九天的清白做证明，父亲一辈子戴着脚镣跳舞，一辈子活在谨言慎行中，他把自己包裹得很紧，做任何事情都会三思而行，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即便如此，“总理遗言”案依旧让他锒铛入狱。历史造就了这样的人物，让他给自己戴上了厚厚的盔甲，看不清是正常的、必然的，也是真实的。

　　傅小平：作为“总理遗言”案的亲历者，你妈妈、你哥哥都经历了生死考验。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至关重要的事件，我们不妨称之为生命的原点。以此看，“总理遗言”案是否可看成是你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袁敏：可以这么说吧。在1976年以前，我的生活应该说还是比较顺的，没有太大的波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是小学生，父母虽然被打倒了，家也被抄了，但正像我在书中写到的，我并没有太大的恐慌，因为“文革”初期被打倒揪出的人很多，面很广，就像卷进一场众人参与的疯狂游戏，虽然也有落差，但心理上好像并没有觉得暗无天日。我在家中是老幺，上面有哥哥姐姐，总觉得有人护着我。然而1976年的春天，父亲、哥哥、姐姐全都突然间被抓走了，我内心真正地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和残酷的打压，正是这种恐惧和打压让我饱尝人间冷暖。成熟是瞬间的事，一下子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有担当了。

　　傅小平：随你“重返1976”，能读到关于你个人的很多历史信息。比如你充满传奇色彩的家庭渊源，比如你父母亲都是共产党的中高层领导干部，基于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你的人生经历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另类，最终走上编辑、出版这条路，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袁敏：这个契机倒真的和1976年的“总理遗言”案有关。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织锦厂当工人。你在书里也看到，案件发生时，我是半夜三更被公安人员从厂里带走的。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省里的文学刊物《东海》要充实“新鲜血液”（这是那年头的说法），他们觉得“总理遗言”案是“四人帮”搞的冤假错案，我是受迫害者之一，就到厂里来调我了。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我一心想考大学，不愿意到《东海》去，来调我的老编辑说，你先调过来，将来我们单位送你去读书。我这才同意调过去。一个没上过大学，也没发表过什么像样作品的小工人，凭什么调进省级文学刊物，这不是因祸得福么？进杂志社后，我在编辑之余开始写小说，第一部中篇小说写的就是“总理遗言”案里发生的故事。后来，单位果真兑现诺言，送我到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编辑评论班学习，后来又进入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同学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编辑，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从此真正走上了文学的道路。（特约记者 傅小平）

(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