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学：从载道到妙悟

插画:杨续

◎李劼

　　摘 要

　　中国古代诗学的流变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轨迹。曹丕将尚书的诗言志、歌咏言传统扭曲为经国大业，经由钟嵘和刘勰，树起了主张教化的原道论。韩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衍生出诗学的儒家教化传统。相对于这个传统，唐人司空图反其道而行之，却由于没有作品阐述的支撑，只能成为诗学史上一次未遂的变革。欧阳修转向评点方式，避开了与文以载道的直接冲突。姜夔提出诗作四大高妙，以理高妙作为第一高妙，与理学原道稍事妥协；以自然高妙压轴，悄悄地将诗学指向自然而不是理念，暗示天性而不是原道。稍后问世的《沧浪诗话》像一个轻轻的弹跳，从四大高妙直接升华为妙悟说和吟咏情性说。诗歌的解放，诗人的解放，诗学的解放，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达成了。

　　中国古代诗学，曹丕的《典论·论文》可谓开山，同时也定下了中国文论的道统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乃至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似乎就直接承继了曹丕的经国大业说，有道是：“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尽管魏晋有如先秦的一次回光返照，士子思想空前活跃，但曹丕显然不是个领风气之先之人。比起其父曹操的管、乐之志，曹丕脑子里塞满了因循守旧的等级观念，在政治上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在文艺理论上强调文学的经国性。听上去好像一副帝王口气，实质上世俗透顶。更不用说，其文章乃经国大业的论断，与古人的“诗言志，歌咏言”（《尚书·尧典》）南辕北辙。

　　可叹曹丕的这种文学口味，几乎就是南朝钟嵘《诗品》的诗学宗旨。“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后人将文学当作体育竞技，钟嵘应该是始作俑者。曹丕那个选官制度，被钟嵘借鉴到诗学里分出上、中、下三个等级。很有趣的是，当年的三曹之首曹操，被编入下品等级，不如其子曹丕排在中品行列，更不如被列于上品之尊的曹植。至于魏晋时代最有分量的压轴大家，陶渊明，莫名其妙地被迫与曹丕为伍。因为钟嵘诗品的等级标准取自诗人诗作承继对象的优劣。按照这种标准模式来评判明清小说，《红楼梦》断断乎排不到第一，因为此作的路数承《金瓶梅》而来，不及《三国演义》那么经国，那么不朽。

　　当然了，比起钟嵘《诗品》，更为经国而不朽的文艺理论著述，无疑是另一位南朝理论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被清代学者章学诚誉为“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就是“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由此断定，“歌谣文理，与世推移”；从而得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倘若说，曹丕的道统文论还只是胚芽，那么到了刘勰的原道主张，已成了参天大树。所谓“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说白了无非就是，文学是圣人的教化工具。因此，尽管刘勰在著述中特意标举“风骨”，却一字不提最有风骨的诗人陶渊明。原因很简单，陶诗过于自由散漫，不符合教化工具标准。

　　也正是因为刘勰将文学看作圣人原道的教化工具，所以一旦具体到作品赏析，才会如此这般评说三曹诗作：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刘勰不是从作品本身的意蕴内涵、艺术成就着眼，而是从各自的政治地位说起，将曹操诗言志式的胸臆抒发说成是帝王的“雅爱诗章”，庶几就是附庸风雅的委婉说法。至于评曹丕诗作的妙善辞赋，评曹植诗作的下笔琳琅，皆为不着边际的虚言辞藻。如此敷衍了事，还不如钟嵘诗品分等级排秩序来得明确。由于理论的僵硬刻板，导致具体到作品评论只能是不知所措，评得让人不知所云。读了刘勰的三曹诗评，惟有慨叹，这可真正是从何说起？

　　不管中国古代诗学文论是如何的自成一体，但倘若参照一下西方诗学史，那么就可以发现，刘勰的文论宗旨，像极了黑格尔美学。其原道之道，好比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或者绝对精神。其原道的教化主张相当于黑格尔那个著名美学定义：美是理念的显现。《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与黑格尔美学的博大精深，遥相对称。这是两座用不同的语言构筑的具有相同品性的诗学大山，后来被那个叫做愚公的人移到一处，彼此混合，杂交出一个叫做为工农兵服务的土丘。此乃后话，且按下不表。

　　刘勰的原道宗旨，及至唐代古文运动的领班人物韩愈，被发扬光大为极其明确的“文以载道”。虽然刘勰的诗学体系体大虑周，但韩愈的强劲在于，不仅提出文学主张，而且有诗文创作填底；既是当时的诗界领袖，又在散文成就上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力主儒学，排挤佛、老，立场坚定，矢志不移，哪怕皇帝礼佛，也照样上疏朝奏。韩愈如此坚决的文以载道立场，获得同时代诗人白居易的唱和：“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与其说是儒学影响深厚，不如说是佛学在诗学上尚未形成气候。

　　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及太子萧统父子，都是相当于法国路易十四那样的皇室文豪。父子俩笃信浮屠，弘扬佛法。萧衍早先六艺备闲，棋登逸品，草隶心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与王融、谢朓、沈约等名流合称竟陵八友。晚年又数度出家，潜心修佛。萧衍的梁武帝时代，文化空前繁荣，史家誉之为“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此。”其子萧统后人称作昭明太子，在文化上亦贡献卓著。编辑整理《金刚经》，又辑集历代诗文，编出三十卷《文选》留存于世。父子俩之于当时的文化事业，可谓呕心沥血，却惟独没有将佛学引入诗学文论。

　　稍晚于韩愈、白居易的唐代文士司空图，其《二十四诗品》颇有完成萧衍、萧统父子未竟之业之气象。这部诗学作品一反此前文论家诗学家诸如曹丕、刘勰、钟嵘、韩愈他们的文以载道倾向，全然聚集于风格评说诗作。所谓二十四诗品，论说了二十四种风格。司空图开宗明义声明“诸体毕备，不主一格”，借此不动声色地推翻了钟嵘上下有别、森然有序的诗品原则；同时又以推崇“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的自然风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蕴笔法，“离形得似，庶几斯人”的形容手段，将刘勰的原道宗旨和韩愈的文以载道婉拒门外。

　　然而，虽然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喜爱冲淡的风格，但并没有将此上升为一种诗学立场或者美学原则。司空图诗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明显的佛、老意蕴，庄子气韵，司空图却没有像刘勰、韩愈那样标明尊奉。《二十四诗品》最为致命的不足，在于作品例证的全然阙如。钟嵘的诗歌品味相当世俗，但《诗品》却以诗人分类，例举了大量的诗作。同样，信奉文以载道的韩愈，不仅是诗文大家，更有杜甫、白居易那样的诗人诗作为其文学主张佐证。事实上，历史上不乏冲淡风格的诗人诗作，陶渊明，谢灵运乃至王维，孟浩然，但司空图只顾自言自语，目不旁视地一路远逝。

　　似乎是注意到了司空图诗品过于空灵的不足，宋人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紧扣诗人诗作，鞭辟入里。尤其是指出唐诗那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有违晨钟暮鼓的寺庙常识，令人印象深刻。欧阳修的诗话与其散文的庙堂气息截然不同，随意潇洒，有时还细腻到了把语助词的使用都关注在内：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

　　此乃《六一诗话》别开生面之处，宛如山涧汩汩清溪，给诗学带来耳目一新的情趣和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