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杀妻案”6次审理改判无罪 当事人被羁押5年【3】

　　公检法都应更加谨慎

　　新京报：陈新平说当初做有罪供述，是因被刑讯逼供，庭审中有无这方面的认定？

　　赵俊：本次审理最终判定，对于陈新平庭前的有罪供述，法院不予采信。不予采信的原因，是陈新平的供述存在矛盾反复。对于是否刑讯逼供，公诉机关和被告人在庭上都未提及。

　　新京报：本案的直接证据是被告人的口供。你觉得，新刑诉法实施后，是否会给公安机关压力？

　　赵俊：新刑诉法确定了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必须有其他证据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指向唯一的作案人，这种情况下才能判定一个人有罪。

　　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加谨慎、细致、小心。压力不只在公安机关，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阶段，都要更加谨慎、细致、小心。只有这样，才能去践行疑罪从无，从根本上推动法治工作进步。

　　要具备“司法勇气”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这次无罪判决的意见？

　　赵俊：这个案件的判决有指导意义。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系统内部有“疑罪从轻、疑罪从宽”的思想。对于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往往是在量刑上有所顾虑。

　　此案的判决，是在新的司法精神指导下，本着重证据、轻口供，疑罪从无原则作出的。这是法治理念的进步。

　　新京报：对于这种进步，司法机关一段时间内会否有不适应？

　　赵俊：这涉及公检法系统思维的转变。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一些存在瑕疵的案件，无可避免。既有证明他作案的证据，但证据不太充分，你怎么判？

　　新刑诉法的实施，给此类案件的判决提供了依据。

　　具体到办案人员身上，就要从过去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严格依法办案，用我们内部的话说叫具备“司法勇气”。作为法官，我们还有普及这种进步的义务。

　　新京报：向老百姓普及“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赵俊：对。以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杀人要偿命，证据不足把这个人放了，老百姓就认为法院不作为。怎么让老百姓去接受这种理念，只能通过一件件司法案件的审判，通过依法办案去普及。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种司法进步的意义？

　　赵俊：最高法周强院长说，“宁可错放，不能错判”，这里面是出于杜绝冤假错案、充分保障人权的考量，出现一个赵作海，对我们国家司法形象损害太大了。这种进步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