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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限购“后遗症”:汽车“限购令”正被各大城市效仿

大城市治堵不能简单靠“惰政”

记者 张璐晶 白朝阳 见习记者 谢玮 实习生 胡跃

2013年09月17日05:53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手机看新闻

在北京拿到购车指标已是难上加难。

2011年发布“限购令”以来,北京摇号分配车辆指标的中签比已经从最初的1:10.6降到了1:84,而随着今年更加严格的汽车限购新政的出台,这个纪录还将继续刷新,据测算,届时,中签比至少为1:132,即132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中签。

以北京为范,截至目前,不同的限购政策已经在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相继实行。上海实行“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一个车牌,动辄七八万;广州推行“摇号+竞价”,政策推行后,上牌车辆增速锐减2/3。

限购政策的本意是要缓解交通拥堵和提高空气质量,消费自由变成了碰运气,没钱的更没钱买车,好不容易到手的车牌,也不愿意套在一辆小排量的车上。于是,因为限购而导致的购车“贫富差”和自主品牌销量下滑的情况,正在不断蔓延。

“汽车限购是不合理的,这损害了老百姓的权利。”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主任李堃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汽车限购政策只是一种简单的行政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惰政”。

然而,这样的政策仍然在其他各大城市相继推进。8月6日,国内两大城市天津和武汉在发布交通规划时,不约而同提到将适时考虑采取限购、限行等办法控制机动车增长。据预测,中国最拥堵的25个城市或将在2015年前后纷纷限购。

拥堵,实际上是大城市的城市病。规划不合理、区域功能不明晰,必然增加居民的出行量,导致拥堵。

治好城市病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较之优化城市道路、发展公共交通、倡导绿色出行、建设卫星城镇甚至调整城市规划等费时费力费钱的举措,一些城市的政府“一限了之”的冲动并不难理解,但限购之外的其他工作,终究是要一步一步做好的。

摇不上的北京车牌

最近,家住北京的王莎(化名)接到了和自己有协议的租牌公司的电话,称与她的两年租牌协议“优惠价”即将到期,对方要按照市场价格重新评定她的车牌价格。

王莎选择租车牌是因为2011年开始实行的“限购令”。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2011年、2012年小客车总指标均为24万个,个人指标为总指标的88%,每月26日(2011年)或20日(2012年)实行无偿摇号方式分配车辆指标。然而,王莎久摇不中。

“我对摇号越来越绝望。”王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初,因为家离单位实在太远、孩子太小急需用车,万般无奈的她与一家出租车牌的公司签了两年的租牌协议。协议规定,王莎每年需要向公司支付6000元租牌费。合同条款对王莎来说非常苛刻,比如“违章事故都由租牌方负责”等等。但即便是这样,想尽快开上车的王莎决定“签字画押”。

明年的租牌市场价大约是多少?根据王莎了解到的情况,至少600元~800元/月。她目前已经做好了“被涨价”的思想准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信息分类网站58同城上搜索“租车牌”,各种求租、出租信息让人眼花缭乱,租牌价格在500元~1000元/月的区间内,租期最短要求半年,长则2~3年。

如按涨价后每月700元的平均租牌价格计算,以北京今年8月参加摇号的155万人为基数粗略估算(不包括没有资格参与摇号的人群),以8月1:84的中签率测算,如果这一部分人都因为摇不到号,需要租赁车牌,那么这个市场需求的潜力或将超过10.72亿元人民币。

曾经,为了保障销售量,一部分汽车4S店也为顾客提供“租牌业务”,但是随着媒体曝光,4S店也变得越来越谨慎。记者以购车者身份前往部分4S店了解情况时,大多数都表示自己只卖“裸车”,只有少数4S店表示对某个档次以上的车辆(超过30万元)提供租牌服务。

“我曾经也想过上一个河北或天津的外地牌照,但最终放弃了。看到未来新政可能要对外地车辆进京实行更严格的管理,我庆幸自己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王莎说。

据媒体报道,北京交通委2014年将进一步严格指标配置数量,今年11月底公布的更新版“限购令”将对外埠车辆进行严格管理,“凡进入六环路内(不含)的外埠车辆必须办理进京证,外埠车辆高峰时段不得进入五环路内和远郊区县城关镇”。据测算,明年的中签率至少为1:132。

一直驾驶着外地车牌的李南之(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北京这个一出门就上了“五环”的地方,他随时随地都处于挨罚状态。一直以来,因为熟悉线路,进京证长期处于过期状态的他,总能躲过摄像头,也鲜少被交警拦下。不过,新政出台让他多了几分担忧。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副局长刘恕介绍,对于不遵守北京市五日制限行和高峰时段限行规定的外地牌照车,“将通过科技手段和严格的路面执法,尽可能杜绝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

在一个名为“北京摇号群”的QQ群里,一位“摇友”无奈地感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摇友”们的对策总能被管理者轻而易举地打破,只是他搞不明白为什么管理者不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交通治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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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军涛、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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