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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每年写总结“认罪伏法”
1997年12月份，在上诉后，田伟东等人得到终审判决，4人死缓，田孝平无期。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继续申诉。死缓期间申诉？我怕掉脑袋。”正式服刑后，田伟东研究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书籍。死缓期间，他一心好好表现，争取减为无期徒刑。“减为无期后申诉么？不认罪伏法，就不可能减为‘有期’。”他自问自答。死刑的时候争取减为无期，无期的时候争取减为有期，一晃多年过去了。
他说，在监狱里，他每年都要写年度改造总结。“总结的第一句，必须是‘我服从法院判决’，然后深挖犯罪思想根源。”
“等我减为18年刑期，我30岁了，想法变了。我搞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认命了。”他的语气出奇的平缓。
他用最近看的《农业帝国》一书中的话，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看透世事凉透心，识破真相惊破胆。”
父母从没怀疑过儿子
今年1月份刑满释放后，田伟东开始慢慢适应这个他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学会了用手机发短信，学会了用电脑打字，还开始学开车。
“我坐那么多年牢，我父母一共来看了我110次，很少有人家里人每个月都来，我父母就每个月都来。”家人的信任无疑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安慰，他是一起判刑的5人中，减刑最多、如今精神状态也最好的一个。
顶着杀人犯儿子名声的田伟东父母，多年来也承受巨大压力，田伟东说，坐牢那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来看过他，除了父母，没有人相信他的清白。他父母想尽一切办法赚钱，比如一天拔草16个小时，就为了换回75块的工钱，补贴在牢里的儿子。
田伟东现在说萧山话有点“大舌头”，因为他没有舌尖，吃东西有时候也会漏出来。“以后可别跟女朋友接吻都不行哦。”好在他还能自嘲。
五个人现在都没法安心工作，没法投入新生活。“青春无价，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田伟东说，希望有关领导了解他们的诉求，他很想要一个工作。目前靠他自己的力量，无法找到什么工作。
“听说两张案（叔侄强奸冤案）每人赔了110万出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我父母这18年为我的案子，四处奔走，花出去的钱都远远不止这个数，更别说精神赔偿了。”
“现在是物质社会，我们也是希望有个说法，所以愿意坐下来谈赔偿。”他说，“如果你要清高，不谈赔偿也可以，你去坐18年牢试试？”
五个家庭各有不幸
其实田伟东还算幸运的，因为陈建阳等另外四个人，连他们的父母都曾经怀疑他们的清白。
羊城晚报记者走进隔壁方山村的陈建阳家采访时，陈建阳去萧山学开车不在家。不善言辞的陈爸爸告诉记者，那么多年来，他一直相信国家。
“相信国家，国家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说，“陈建阳22岁（虚岁，实际是20周岁）到39岁都在坐牢，年龄回不来，还有什么话好说。”
陈建阳被抓时，陈家在村里条件中等。但就在那一年，陈建阳父母离婚了。17年过去，唯一的儿子消耗了全家的心力，陈爸爸为了迎接儿子回家，借钱在自己家的老房子旁边搭起了上下各一间的两层楼房。“儿子总要娶媳妇，我总归要尽力创造好点的条件。”
其余三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去年，朱又平戴着脚镣，在公安的监视下，探望了在病榻上的父亲。一周后，他父亲因为癌症去世。
王建平后来从萧山被转到了新疆服刑，他是5人中最后一个回家的。据说听到真凶被抓住的消息后，他就要求假释，没有及时得到反馈，他就绝食抗议，终于在今年4月28日回到了家。他父母认为去新疆服刑也和儿子倔强的性格有关，因为他在牢里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不肯写检查。（文/图 记者 孙毅蕾（除署名外））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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