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遭共产党开除 国民党通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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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备受打击的文人

　　成名之后，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包办婚姻。当时他十七八岁，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由叔叔和母亲做主，稀里糊涂地跟一位叫高晓岚的女人结了婚。遗憾的是，就像鲁迅、孙中山的原配一样，她是个旧式女子，文盲，希望自己的丈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本本分分过日子，特别是不要去造反，不要参加“乱党”。陈独秀恰恰相反，后来一辈子造反、冒险，所以两人在一起时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吵架。婚后一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出生，那时，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新学盛行，他看《时务报》，宣传新学，后来干脆在安庆搞了个代销处，卖起了进步刊物。不久，他作出留学日本的重大决定。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习日语。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如苏曼殊、章士钊、章太炎等。1908年，自小教他习字的哥哥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去世，陈独秀悲痛至极，亲自到东北将兄长的灵柩接回安庆。就在这时，家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这位女客叫高君曼，名如其人，委婉动人。高君曼和陈独秀的原配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她活泼开朗，思想开放，是个新式学生，很欣赏姐夫的造反精神。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见如故，他和胡适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不是旧道德中的楷模，他是要造反的，不管周围人怎么看，他领着高君曼私奔了。

　　1909年私奔后，高君曼随陈独秀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以及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但最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告终。后来，如陈独秀所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孩子，再度前往日本，帮助章士钊操办《甲寅》杂志。1914年11月10日，他在杂志上发表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第一次采用了“独秀”的笔名，那一时期，他以独秀为名，在《甲寅》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个名字也在国人中日益叫响。不久，高君曼得了肺结核经常咯血，陈独秀不得不回国照料，也就是在回国的船上，他开始酝酿自己创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第一期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名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并且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手笔，以至于今天，那篇字数不多的发刊词仍然占据了独秀园最显眼的位置。文中，陈独秀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第一条就是自主而非奴隶，要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价值观也没过时。

　　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当晚，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让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那时的陈独秀虽然40岁，人到中年，但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陈长璞后来感慨，祖父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也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五四”的那次入狱，让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很大，据胡适回忆：“动荡的时局牵扯着陈独秀日益增长的政治神经，曾经踌躇满志、打算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现实中备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