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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建梅:探索慈善组织内部联动机制和政府合作机制十分必要

2013年05月13日11:23    来源:新华网    手机看新闻

  汶川地震五周年之际,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彭建梅,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做客新华网,与网友在线探讨从汶川到芦山,慈善组织如何在救灾中发挥作用。

  [主持人]无论是民间组织还是NGO,最大的问题跟政府组织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人家到底信不信任我,我到底在民众当中的形象是什么。NGO的问题就是我的钱从哪来,民政部这次发的公告,就是你爱谁,你就把这些钱送给谁,使民间组织在救灾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请大家评价下从汶川和雅安这五年时间当中民间慈善组织的成长。

  [邓国胜]这五年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最主要的原因是跟政府的政策环境越来越的宽松有关。这个跟政府的改革、政社分开、跟政府宽松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杨鹏]其实这个就是为个人的博爱精神,还有它的公共精神,这个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自由,它在开始释放和成长。这个是这个国家的公共精神和博爱能力的成长过程。我们把民间组织放到这个层民上来看它,因为他的爱心要表达,一方面他是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另外一个方面他要选择他觉得他愿意、信任的组织去委托,让这样的组织实现他的爱心,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公众公益慈善的选择权越来越大,民政部这次顺应历史做出这么一个公告,让大家自由的去选择自己的投向。这个可以看的出来,他是顺着公众精神、公众爱心的成长在成长,他一定会匹配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和整个国家的进步。甚至就是说,这种能力的释放在一定特定的时期,因为他有点滞后,过去由于这方面不是很开放以后,有点滞后。但是未来几年会是一个爆发期,同时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带来很多困扰和矛盾,包括红会的改革,来适应这么一种博爱精神和公众精神成长的过程。包括壹基金,我们觉得这个是长期的马拉松,是一辈子的马拉松,这个时间内他对你的信任和压力,你做不好,他会对你信任会期望。每个组织会面临同等的压力,比如说对壹基金,红会跟壹基金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原来是“母子关系”,壹基金最早的成立是在红会里面,后来壹基金独立了,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墓基金会,在深圳注册成功,红会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壹基金对红会一直比较感激,我们希望按照捐赠人的习惯,按照志愿者的精神,满足这种精神来进行它的组织结构的调整,这个是最重要的。所谓“改革”就是谁是主人的问题,就是捐赠人、志愿者是主人,我们是爱心受托人,主次关系非常清楚,我们按照主人的要求去进行我们工作的调整。我们觉得要给红会时间,比如说赵白鸽会长,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适应这种志愿精神、公众博爱精神的释放,他们怎么适应,最后他成为博爱精神和公共精神的推进者和滋养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

  [彭建梅]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到芦山地震,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成长了,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成长了,慈善组织的专业化角度也成长了,大家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第一个从政府的角度,政府如何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方面。如何管好社会资源、协调好社会资源和网络,而不是自己亲自去做,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限政府的概念。就是光靠政府“独角戏”角色的局限性,我觉得已经认识到了。第二个,慈善组织也不是像过去一样,我有热情,我完全以热情来说话,我更多的会以我的专业服务能力来说话。这个在420地震当中是特别突出的。

  [杨鹏]我们讲激情加专业,光有激情也不行。

  [彭建梅]对。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怎么样更好的协调慈善组织,慈善组织也通过自己专业的能力来怎么样跟政府沟通,来配合、合作,像壹基金刚才他讲了非常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已经互相都特别认可,我觉得是政府对组织的认识和组织对政府的合作来看。救灾的时候是大家的事情,这个基本的共识都有了。还有一个,慈善组织内部的配合,我觉得也有很好的经验。刚才壹基金就是一个案例,其实友成基金会,还有红会。他们利用自己组织的平台,日常的时候跟组织进行联动一块儿救灾,这个是这次的一个进步。

  [彭建梅]第三个,我们5·12的时候有很多反思、经验总结会,我们希望留下什么,但是我们到4·20看的时候,其实留下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次慈善组织内部的联动机制和政府的合作机制还是在探索过程当中。那么这次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反思、探讨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因为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一线救灾的经验,我们期待4·20以后,我们应急的救灾和日常的救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逻辑,我们探讨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大家也看的非常清楚了。我们从救灾经验当中,能够建立一些常态的慈善组织之间的联动机制,还有慈善组织和政府之间的联动机制。这些建议可以对我们救灾也好、日常的救助也好,还有慈善组织参与,慈善组织和政府一起面对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也好,都是一个长远的制度性的意义。刚才杨鹏讲的自由、博爱、平等的精神,我们慈善组织这次也是凝聚了集散的、个体的力量参与到当中。其实救灾爱心的爆发,也会通过慈善组织专业的工作,能够把它常态化下来。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精神非常宝贵的部分。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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