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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7、新京报：此次事件，不少媒体都提到1994年9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中办发[1994]14号)，明确“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离休、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不配备专车”。到了2011年1月，中办、国办发布《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中办发[2011]2号)。关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才能享有专用公车待遇的规定，在中办发[2011]2号文件中没有被改变或废止，你认为原来的规定是否有效？这是否就是目前关于公务用车配备的“原则”？
叶青：一般来说，新文件替代老文件，都会在文件后注明新文件自何时起施行，原文件何时起废止。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中办发[2011]2号)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这意味着与新文件没有抵触的地方，继续有效。
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关于公务用车配备的最新规定。
8、新京报：为何事实上的“专车”现象却很严峻？
叶青：关于近30年公车使用中的问题，有几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93年。1993年，广东东莞沙田镇取消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这一做法被称为货币化改革模式，它的最终目标是取消所有公车，被认为改革效果最彻底。
因为1993年前后，关于公车使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并有改革，所以才会在1994年推出《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中办发[1994]14号)。之后，关于公车的管理，一直是有序进行的。
1998年，大庆市准备车改时曾经做了一个公车使用的调查，结果是“三个三分之一”：领导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办私事占三分之一，司机办私事占三分之一。现在有人提出是“四个四分之一”，即“领导家属办私事占四分之一”。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03年。2003年，我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正好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调到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刚去的时候，发现单位公车很少，除了局长有配备相对固定用车外，副局长是有事才派车。所以我干脆实行车改——“自购私车，一月补助1000元，出武汉市实报实销”，不“与人争车”。两年后，财政好转，几乎每一位副厅级都能有相对固定用车了。
接下来的十年中，几乎是中国公务用车最为铺张浪费的时期，既是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时期，也是权力受到监督制约较为宽松的时期。因此，我在全国人大会上八年呼吁车改。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13年。由于《人民日报》把“车轮上的铺张”与“舌尖上的浪费”相提并论，使得今年关于公车使用的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尤其是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影响下，相信会有新的变化。有理由相信2013会是“车改之年”。
9、新京报：2011年，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曾表示在全国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可是现在的“公车私用”等现象却屡禁不止？
叶青：当时全国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是，认定违规公车17.95万辆。全国范围大概有200万辆公车，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屡禁不止，是因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理由，并且公车来源的渠道很多，有的是上级单位划拨，有的是本级财政拨款购买，有的是从下级单位借用，监督起来也不好查，所以，问题一直都存在。更糟糕的是，部分官员认为，“有公车坐是一种骄傲”，“公车私用”又不是贪污腐败，“小事一桩”，且“法不治众”，因此坐一天算一天，要改了再说，形成了老百姓眼中的“大问题”。
10、新京报：该如何根治这些公车使用的违规现象？
叶青：各地都出台过不少车改措施，比如温州车改，直接进行货币化补助，但是由于补助标准过高，现在骑虎难下。比如广州，推出GPS监督模式，在公车上装载GPS，监控公车的使用，但在有效果的同时，也增加了监管成本。难以持久。
所以，我建议，对待公车要连根拔掉。在中央文件的基础上，对省部级以下的公车，直接取消，像杭州车改那样进行比较彻底的公车改革——连厅局级干部都取消公车，既要照顾到不同级别的补助，更要把公车费用降下来，从根本上治理公车使用的乱象。现在应该是把杭州车改推向全国的时候了，不过我建议的前提是把杭州车补减少一半。（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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