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式城市化？--一个"早熟儿童"的担当与煎熬【4】

　　超越欧美与拉美：一个早熟儿童的担当与煎熬

　　在研究古代的希腊和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比喻，希腊是人类的“正常的儿童”，而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时至今日，这个比喻依旧生动、准确、深刻。

　　和正常的儿童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与环境，早熟的儿童一般会吃很多苦，也有很多美梦被压抑或破灭。但另一方面，痛苦和坎坷的早期经验，也送给早熟的儿童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就是充分锻炼、砥砺了他的思想和意志，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和早产的儿童相比，两者相似之处很多，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有内伤和隐痛，但与早产的儿童对外界依赖成性、始终无法真正长大成人相反，依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弥补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个早熟的儿童最突出的特征。既有相当强壮的“身体”，也有不甘示弱的“灵魂”，早熟的儿童大都具备“可堪大任”的基才本素质，这就是古人说的“寒门出贵子”，《红灯记》中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和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常常面临被各种问题和障碍压垮的危险。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对外部的习惯性屈从中，逐渐养成了卑微软弱的性格。中国则勇于摆脱欧美的约束和羁绊，通过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断克服由于早熟带来的虚弱和恐惧，独立自主，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国家发展道路，同时也不断积累经验，建构着中国城市化内涵和形象。关键在于，在付出了高昂学费之后，敢不敢、有没有意志和足够的胆识走出欧美的阴影。在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今天，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与欧美城市化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与拉美模式相比，尽管两者共同面临着城市过度化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战，但同样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

　　由此可知，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的假设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条和拉美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

　　但是，早熟的儿童也有早熟的问题与弱点，有些历史阶段也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所以我们不仅有大量的课要补，前面也会继续有很多的失败和痛苦。在不同的场合，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城市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捷径？我给的回答只有两字，就是“煎熬”。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好煎熬、甚至长期煎熬的准备。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已人口过半，城镇化战略清晰而坚定，但由于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时间紧迫和世界局势复杂，中国是不可能很舒服地走完这一历史必经阶段，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条件准备，还要有打硬仗和付出重大代价的准备和预案。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化也不须持悲观态度。正如所有唱衰中国经济的西方人都犯了致命错误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城市化也一定是光明美好的，既不会受制于人，也不会屈从于自然的局限。有人还会问：要煎熬到什么时候呀？我不是预言家，但如果一定要说，我估计至少还要三十年左右。为什么？因为2050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节点。可以设想，那时，人口相对少了很多，随之是资源压力的减少；而科技水平继续发展，解决了更多的生活资料矛盾；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道路和模式的总体背景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上了更高的台阶，人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一切就会从根本上好转。

　　最后还想说的是，著名学者张光直在研究青铜时代时曾指出，与西方那种断裂式的发展不同，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持续性的文明，而且是一种代表了“大多数”的模式。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早熟儿童的“天赋”和“命”，比起普通人，早熟者往往想得比较多，忧患比较多，责任感更突出，因而，他所选择的，就很可能是在所有道路中最好的一条。

　　不仅过去如此，今天依然是这样。与西方城市化的“率性而为”和“不计后果”，与拉美城市化的“依赖症”和“丧失自我”相比，中国城市化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仔细，顾及的层次和关系繁多，因而我们民族建构的中国式城市化模式，理应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条”。有了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就可以自信，与悲观的西方人把城市看作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相反，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但道路的方向刚刚确定，伟大的蓝图刚开始描绘，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矛盾，这同样需要几代人好好地思考和探索。躬逢其时，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