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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认为，公务接待禁酒体现着廉洁从政的公共价值追求，其正当性毋庸置疑。社会心理的调适、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制度建设的引导。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定好的制度要管得了、管起来，更要管下去。就像禁止酒驾，形成共识、严格执法，已使“喝酒不开车”成为公众的自觉选择。
当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形成良好氛围，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地方和部门出台简化公务接待措施，获得好评，其中包括公务接待禁酒。例如中央军委印发十项规定向全军下达“禁酒令”，海南省推行首个省级地方版“禁酒令”。
从禁酒开始改革公务接待，近期这一话题受到关注。如何看待公务接待禁酒、实行“禁酒令”又需要怎样的制度设计？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宏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吴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周帆。
“禁酒”有利于培养现代行政文化
问：如何看待公务接待禁酒这一建议？
周帆：公务接待禁酒，无论从改进工作作风、反对奢侈浪费的要求，还是从廉洁从政的公共价值追求来看，其正当性都毋庸置疑。公务接待是财政开支，应该以“最少够用”为限，饮酒原本就不该属工作餐范畴。同时，禁酒对公务人员的个人身体健康也是有益无害的。可见，公务接待禁酒与公共利益一致，符合公共价值，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
杨宏山：公务接待禁酒是很有必要的。以往公务接待中对酒的过度推崇，一方面不利于现代的、理性的、文明的行政文化的培养，另一方面又常常与奢侈、浪费、腐败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吴庆：公务接待禁酒这项措施若是能在各地公务接待工作中推广开来，对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一项政策的推动需要社会合力，当前，中央“八项规定”及厉行节约的要求很明确，地方积极贯彻落实，比如海南推出“禁酒令”，社会评价非常正面，可以说，社会共识、舆论氛围对公务接待禁酒都是非常有利的。
完善行政体制中的正式沟通渠道
问：推广公务接待禁酒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杨宏山：需要说明的是，公务接待所谓的“酒桌”传统，其实是一种脱离正式行政管理体制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来联络上下级和其他部门、系统之间的感情，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现行的行政体制中，正式的沟通渠道效率低、成本高。所以说，这种传统反映出现在的行政体制还存在缺陷，我们要去完善的还是行政体制中高效率的正式沟通渠道。
吴庆：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我国传统的社会是“差序格局”的人情社会，现在我们依然受到传统的影响。组织机构中的酒桌文化，便是因为人们信人情重于信法律和规章制度，“熟人好办事”的思维往往带来因人而废事的结果。禁酒确实会产生跟传统的冲突，但这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
周帆：公务人员之间非正式的沟通交流渠道是很多的，但是，组织机构间的交流应该采用正式渠道，而公务人员个人感情的联络不能动用公共资源，这点要明确。
设计配套措施强化政策施行能力
问：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推广公务接待禁酒？
杨宏山：一项政策的落实，在执行层面往往并不是最难的，难的是源头上的设计和管理。公务接待禁酒需要在制度设计之初就把相关的配套措施给安排好。比如说公务消费监察制度、财务审批制度、市场监管机制、公务员考核制度等，都需要通盘考虑。
周帆：应该重点从制度约束条件上，强化公务接待禁酒的政策施行能力。其一，区分公务接待禁酒与私务自由的界限，并在私务自由的领域设计防治“酒权交易”的制度；其二，设计透明公开的公共财政预算细目与行政经费支出审查机制；其三，继续推进公务公开的制度建设，真正做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吴庆：从最根本上来讲，还是需要对饮酒文化更新。公务接待禁酒若是得到彻底推广，不仅需要公务人员自觉遵守规定，还需要各个社会主体的共同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