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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报告显示，在人事任用领域，去年5例犯罪全部由国企高管“包圆了”，均为受贿罪。“国有企业在权力结构上与政府部门类似，官场潜规则在国企同样有效，国企也存在‘吏治腐败’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企在人事任用上的‘权力勾兑’极少发生。国企改革任重道远。”张远煌说。
在物资采购领域，去年国企高管也有3个犯罪案例。张远煌认为，物资采购从计划经济时代起就是企业运营中一个重要的“贪腐风险点”。“与政府采购不太一样，企业物资，尤其是某些特殊生产设备异质性较强，实行公开招标、比价难度较大，这就为企业老总和高管们收受回扣创造了空间。”
报告同时显示，在曾报道涉案人数的82例国企高管犯罪案件中，近五成有“共犯”。其中，属于上下级关系的“共犯”有18例，占到共同犯罪总件数的47.4%。
垄断地位是国企高管腐败源头
报告还评出了2012年度企业家犯罪10大案例。“齐鲁银行案”主犯刘济源涉嫌金融诈骗案、“浙江女富豪”吴英集资诈骗案、大连实德集团原总裁徐明涉嫌行贿案等，是民营企业家犯罪3大典型案例。对国企企业家来说，“黄金大盗”宋文代贪污并挪用公款案，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涉贪腐案，邮储银行行长陶礼明涉嫌非法集资、违规高息放贷和收受巨额贿赂等案件是典型代表。
“如果说民企企业家的犯罪风险在于‘融资难’，那么国企高管的犯罪风险主要在于其垄断地位和角色错位。”张远煌在报告中分析认为，两类企业家“高危”罪名的不同，显示了现阶段市场公平竞争仍有不足。
报告显示，在245例案件中，除5例案件涉案企业的经营领域不详外，其余240例案件高度集中在能源与矿产(18.3%)、金融投资(17.9%)、房地产经营或建筑行业(15.8%)。从地域上看，涉案企业高度集中于北京、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一线城市比例逾三成。
垄断、高福利、难监管……这是近年来人们提到国企想到的一些关键词。对有着“官员”或“类官员”身份的国企高管而言，如何遏制他们的贪腐行为是整个反腐蓝图中的重要部分。
在张远煌看来，角色错位直接导致国企高管贪腐多发，而垄断地位是问题源头。
“这种角色错位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我国的许多行业，例如土地矿产、资源能源、交通通讯、水电油气、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出版电视等，仍旧处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控制之下，资源没有进行市场化的公平分配。国有企业对经济资源的掌握和控制，使得企业的管理者获得了类似于政府官员的经济控制力，从而具有了利用这种控制力进行设租和寻租的条件。”
“二是国企高管对自身‘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认识错误，将其管理下的国有企业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由于国有企业中固有的产权问题和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的利益可能与企业的利益不一致，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利用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权，收受贿赂，谋取个人利益，实际上是将国家利益私有化。”他分析称。
报告建议，除了在特定领域一步步打破垄断外，优化国企现有的法人治理结构，让国企“一把手”真正被公开选拔、其决策过程真正被有效约束，从“对上负责”转为“对出资者负责”，是遏制其贪腐的必由之路。 （记者 王梦婕）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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