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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2、“务虚”指标大量减少
取消了不合理的硬性量化指标，比如做好事不要求留电话了，沙龙排班也取消了，更加符合民警工作实际。他认为，这不仅是“务虚”的减少，更将为公安系统节省很多经费。
看到今年12月媒体关于“重庆市公安局王立军题字‘失踪’”的报道，知情人士曹恒有点哭笑不得：“这是年初的事情了，怎么还当新闻报？”
曹恒记得“薄王事件”后，重庆市公安局大门口石球上，王立军题写的“剑”“盾”两字就是那时去掉的。
此外，据说是王立军设计的，当时号称“与国际接轨”的交巡警车辆已喷涂回全国统一的颜色和图案。街头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着紧身上衣和马靴的女子特勤支队也不见了。
曹恒记得，原本市局传达精神时最后一句话“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完成某某事情，否则将严肃追责，追究领导责任及民警责任”之类的强硬语气变成了“请大家严格按照要求执行”。“追责”一词的消失卸下了很多人的心理压力。
曹恒看来，从民警的角度，最大的感受还是心理重压的释放。很多压力正源自“追责”二字。
王立军工作场所门口专门有个办公室负责公文审查。曾有民警因写了几个错别字被全市通报批评，领导跟着被追责。总之“大事小事，来不来就要追责。”
从工作角度来讲，曹恒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大量“务虚”工作的减少。
王曾在公安内部搞警营文化建设，要求每个分局都要有沙龙。市公安局的沙龙里，摆着书籍、报刊，提供咖啡、饼干。
“如果大家没有事情，晚上或业余时间看看书、读读报是件好事。”曹恒说，但是当时公安系统打击犯罪等工作相当繁重。很多民警都是拎着铺盖卷去办公室睡觉，一住一两个月不回家。
市局的沙龙没人响应，据说王很生气。从此各分局排班去市局参加沙龙。在市局遍布的摄像头之外，督察要来回巡视，参加沙龙的人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坐姿不端，必须老老实实看书，否则从带队负责人到所在单位都要追责。
曹恒曾在中午12点左右被派到市局参加沙龙，屋里没有空调，阳光把包烤得滚烫，坐在椅子上的曹恒如坐针毡。“怎么可能看得进去书？”
这种难熬的“休闲”，谁都不愿意去。市局排班下来后，分局又派到下面的派出所。
“打击犯罪、治安防控，当时一天有多少事情要做？民警背地里抱怨：这些人一天没事做吗？我们都累成这样了，还搞这种事情。”曹恒说。此外，各分局也都有沙龙，上面来查，不达标也要追责。不仅有日常沙龙，还有各种主题沙龙，有唱歌跳舞的、讨论国家大事等。
而让民警最为反感的是“做好事留电话”。当时重庆公安内部开展了“亲民、爱民，建雷锋式警队”的活动。活动下面包括很多分项，比如要求警察每月做一件好事。
“做好事是应该的，但关键是后来就量化、变味了。”最初要求每个民警每个月必须做一件好事。后来弄了个“账本”，谁做了好事，必须自己登记，“张三，某年某月某日，做了什么好事。”曹恒说，“关键是还必须登记被帮助者的电话号码。”督察会定期随机询问获助者，如果对方忘了或说没有，马上列入“纠偏灭虚”之列，还是追责。
曹恒想不通：“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来讲，你做了好事，把一个老人扶过马路以后，你好不好意思跟人家要电话？你帮一个年轻女性提了一个重的包，你马上要留人家电话号码，人家把你当什么？”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是很难得到电话号码的。况且当时很多警察基本上没有业余时间，于是上面的任务到了下面就流于形式。每到督察关起门抽取电话号码回访的时候，忙碌的警察都提心吊胆。
后来“账本”演变成了一个系统，每个警察必须将自己做的好人好事录入系统，进行评分。为了拿高分，各下属单位就“做好事”展开了竞争。
“现在更多的是要求立足于本职工作学雷锋、扶贫帮困。”曹恒说，目前相关内容出台了新的方案，取消了不合理的硬性量化指标，比如做好事不要求留电话了，沙龙排班也取消了，更加符合民警工作实际。他认为，这不仅是“务虚”的减少，更将为公安系统节省很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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