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中國體制與時俱進

　　11月1日，北京，第二屆“讀懂中國”國際會議開幕晚宴，參會嘉賓在欣賞中國傳統節目表演。 本報記者 趙迪/攝

　　鄭永年 本報記者 趙迪/攝

　　11月1日，在第二屆“讀懂中國”國際會議的現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第一時間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談及他對於 “十三五”規劃、反腐和政治改革的看法，並對未來5年中國布局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提出建議。

　　“破7”不必擔心

　　《中國青年報》：10月1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 2015年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較上年同期增長6.9%。這是2009年以來GDP增速首次跌破7%。中國經濟GDP增速“破7”多大程度上值得擔憂？中國的經濟增長需維持在什麼水平，才能支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鄭永年：“破7”不必擔心。中國目前的經濟下行壓力確實巨大，但並不是說不可克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依然很大。當然如何將潛力轉化為實際經濟增長，這個問題需要研究。

　　經濟增長率多一個百分點或少一個百分點，關系並不那麼大。因為雖然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但是經濟增量的絕對數依然龐大。其次，隨著中國從強調“GDP主義”到強調有質量的發展的轉變，衡量經濟增長也應該從“質量經濟”的層面來確定一些指標。比如要關注經濟增長是從何而來，如果經濟增長的來源從以前的投資、消費、外貿，更多地轉變為了內需、醫療、教育、環保、公共住房等社會投資領域，那就是好現象。如果隻看經濟增長數據，那麼又會重回“GDP主義”的舊模式。

　　如果未來五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能夠達到6.5%∼7%的穩定增長，那麼中國的小康社會實現就有保証。

　　《中國青年報》：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國企改革應如何進行？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在何種程度上可為中國所借鑒？

　　鄭永年：第一，中國不要把國企意識形態化，不能用意識形態來解決企業問題，不要把企業和國家和黨的命運連在一起，一個企業倒了，國家不會倒，黨不會倒。現在一些人的觀念裡過分意識形態化，這樣很難改革。就像李光耀說的一樣，企業就是企業，不賺錢的話，那就是要倒閉的。

　　第二，國有企業要走市場化的路線。以前走華爾街的路線不行，比如國企老總工資那麼高。走民粹主義路線，是另一個極端。還是要走市場路線，否則如何激勵？

　　第三，國企改革不能抽象地談做強做大。

　　現在，一些“國企”的標簽貼得太強了，事實上，國企就是企業。企業就是要掙錢的。不能說冠上國有就不掙錢了，那這還是企業嗎？“國有”、“民營”還是“外資”，只是所有權的問題。在這方面，中國有很大空間，但現在這方面的改革，思想還不夠解放，很多東西還沒有想清楚。

　　新加坡的市場化是可以學的，淡馬錫很多就是主權基金。因為新加坡畢竟比較小，不需要很多產業。但中國很大，還是需要發展自己的產業。

　　實現社會公平不應忽視年輕人

　　《中國青年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是一個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與共同富裕的過程。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問題？要實現社會公平，中國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鄭永年：首先要認識到，任何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肯定會經歷一個貧富兩極分化的過程。沒有人會喜歡社會不公平，但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個階段都是必經的。

　　對於實現社會公平的路徑，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模式。比如，北歐的“救濟”模式，也就是直接給窮人發放補貼，但中國目前的發展程度承擔不起這種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是政府幫助窮人參與培訓、找工作，而不是直接分配補貼。我們應該挑一個比較合適的模式，或者幾種模式結合起來。

　　我的觀點是，最重要的是“一次分配”。因為“一次分配”是結構性的，“一次分配”提供就業，才有可能使人富裕。如果僅靠國家“二次分配”發放補貼，窮人還是窮人。

　　其次要意識到，任何社會，不管發展到何種程度，都會存在一部分生活在最底層的窮人。對於這一部分弱勢人群，應該進行救濟，提供公屋或者廉租房等。

　　還有一個群體在實現社會公平中往往被忽視，就是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他們是有能力工作的，他們未來有潛力發展成為中產階級。對他們來說，困難是暫時的。國家應該給予支持。

　　“未來改革最關鍵的是什麼”

　　《中國青年報》：中國未來改革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鄭永年：中國最終的問題，還是在於政治體制。我曾經提出，中國的改革要分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政治改革。

　　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出了差錯，是可以“拉回來”的，比如股票市場，不管有關部門所使用的方法你喜不喜歡，但局面也算是可以“拉回來”。但政治改革，“放出去”就有可能“拉不回來了”。就像戈爾巴喬夫在前蘇聯改革以及東歐一些國家的改革，都是前車之鑒。

　　“這次反腐非常漂亮”

　　《中國青年報》：您認為中國目前開展的這一輪反腐行動達到預期目標了嗎？

　　鄭永年：政治改革還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反腐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塊，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塊。這次反腐敗，跟以前的反腐敗運動不一樣。這一輪反腐敗的關鍵是治理“政治寡頭”。比如“周永康案”、“令計劃案”，腐敗網絡都是從中央延伸到了地方、涉及好幾個部委。這是典型的“政治寡頭”，如果政治寡頭不整治，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會受到威脅。中國未來一定要走向民主化，但絕對不是“寡頭民主”。就清理政治寡頭來說，這次反腐非常漂亮。

　　《中國青年報》：中國離建立機制化反腐還有多遠？

　　鄭永年：有人說，反腐運動就只是運動而已，這是錯誤的理解。事實上，反腐的“治標”與“治本”不能割裂來看。在目前開展的一些反腐運動中，一些反腐的機制建設已經蘊含其中。

　　比如，現在的反腐機制已經建立了“下管一級”的制度。在此前，省紀委在省委省政府“同級反腐”的機制中，很難想象同級的機關會“左手反右手”。

　　再如，反腐的權力如今已有效集中。以前，中國體制內的反腐敗機構太多，比如黨內、政府系統、人大系統、政協系統，甚至每個高校都設有紀委，反腐權力的分散，造成各方互相推卸責任，反而給腐敗創造機會。因此，反腐敗權力一定要集中。以清廉著稱的新加坡有反腐權力集中的反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就是例子。

　　另外，去年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設立巡回法庭、設立跨區域法院、領導干預司法終身責任追究制、任用法官走專業主義路線等舉措，這些都是制度建設。當然，這些制度還需要一步步落實到位。

　　民主是“一個國家一個模式”

　　《中國青年報》：您提出，對中國來說，問題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麼樣的民主以及如何實現民主。您怎麼看待中國有別於西方的民主化模式？

　　鄭永年：中國的老百姓已經有民主意識了，這種民主意識，不管你喜歡或者不喜歡，都是事實，因此應當滿足老百姓政治參與的願望。

　　關於民主模式的問題，我認為，民主是“一個國家一個模式”。中國文明是世俗文化，不同於排他性的宗教文化，中國文明是開放性的、包容的文明。

　　比如，在經濟領域，一方面，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但中國的經濟也不會是完全無政府管制的經濟﹔政治體制也是一樣，它可以容納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是不會變成西方式的民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成功的地方在於，走自己的道路，哪怕是摸著石頭過河，也是走自己的路。

　　當然，中國的民主不會最終發展成像西方模式一樣的民主，也不會維持以前這種傳統的政體。中國的體制是與時俱進的體制。

　　讓西方讀懂中國，是中國的責任

　　《中國青年報》：您這次來參加的會議名字是“讀懂中國”，您覺得目前國際上對於中國主要在哪幾個層面“讀不懂”或者“誤讀”？為什麼會“讀不懂”或“誤讀”？中國應該如何對世界解釋這些方面？

　　鄭永年：如何讓西方讀懂中國，這要兩方面看。首先，西方確實要試圖讀懂中國﹔但另一方面，怎麼讓西方來讀懂中國，還是中國的責任。提供一種社會科學理論，這是中國自己要做的。

　　近代以來，西方一直佔據著話語權的主導地位。但是西方話語能不能解釋中國，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認為，西方的概念和理論，解釋不了中國。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建立在西方實踐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中國實踐之上的。假如西方是橘子，中國是蘋果，雖然都是水果，但你用解釋橘子的理論來解釋蘋果，我覺得還是有差異的。

　　西方確實對中國很多方面都存在誤解。比如人權，中國和西方理解不同。西方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它更強調政治權利，中國說發展權比政治權更重要。西方國家也是這麼走過來的，還不是先吃飽飯了以后才爭取政治權利的。

　　本報北京11月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