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學者欲為大涼山正名：基本溫飽已不是問題

　　大涼山腹地，在與貧窮抗爭的人們遠非外界一些人所想象的“不爭氣” 攝影/本報記者 郝羿

　　對於“最悲傷作文”引發的關注，彝族學者侯遠高教授憂心的是，吵完了，各自散了，沒有人真正關心能為改變涼山做點什麼

　　“最悲傷的作文”事件的持續發酵，將大涼山再次置於公眾顯微鏡下。對其貧困根源的探討，在網上掀起觀點混戰，同情、謾罵、質疑者皆有。

　　一些貌似理性的聲音認為，懶惰、毒品成為大涼山繞不開的兩個致貧標簽，由此也產生了“不值得同情”的觀點。在當地從事公益服務的志願者看來，大涼山真實的發展狀況絕不是幾個概念、標簽或“慘不忍睹”的照片所能詮釋。

　　彝族學者侯遠高教授10年前暫別大學講台，回到涼山嘗試用教育和專業社會組織的幫扶，修補那些官方暫無力顧及到的社會裂痕﹔21歲彝族青年吉子吉色則希望通過讀書，像30余年前侯遠高那樣走出去。

　　北京青年報記者走進大涼山，試圖通過侯遠高和吉子吉色各自為“進涼山”和“出涼山”所作的努力，展現一個不一定全面、但盡量真實的大涼山。

　　或許，“撕開”封閉的途徑越多元，改變涼山的“內動力”才會越深厚。

　　話題剛一觸及外界為涼山所貼標簽，侯遠高就像一頭憤怒的獅子。亂蓬蓬的鉛灰胡須，鋼針似的豎立。在位於四川西昌的辦公室裡，他把眉頭擰得很緊，煙一根接一根地點燃，屋內很快就煙霧繚繞，一次性紙杯裡插滿煙蒂。

　　那是8月初，“最悲傷作文”剛在網上引發新一輪對涼山問題的爭論。

　　侯遠高是中央民族大學西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從涼山走出的為數不多的彝族知識分子，常年關注並研究涼山社會問題。

　　最近10年，他暫別大學講台，有七八年時間扎在涼山，欲為解決涼山鄉村社會問題探索一條出路。

　　彝族學者眼中的標簽

　　地圖上，金沙江在四川西南向北延伸，同大渡河匯合，勾勒出呈銀杏葉狀的大小涼山輪廓。因山險水急，涼山形成一個封閉、獨立的地理單元。該地區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彝族人口220多萬。

　　初入涼山的人，往往對當地的貧窮感到震驚。鄉民世代生活在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住著低矮、沒窗戶的土坯房，牆角堆放的土豆便是主糧，很少吃肉。路邊玩耍的孩子，多穿著臟兮兮的衣服，衛生狀況堪憂。待到五六歲，他們便要照看兩三個弟弟妹妹或參加田間勞作。通常，一個彝族家庭都有2到4個孩子，多的有五六個。2014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而國家貧困縣美姑、布拖等老涼山地區約為四五千元，僅為全國人均水平的一半。

　　“最悲傷作文”引發關注后，網上有聲音將當地的貧窮歸結於當地人的懶惰、固守惡習，認為扶貧反倒助長了鄉民不勞而獲的心態。大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侯遠高坐不住了，連夜寫了反駁文章。受訪時，他一再強調，貧困本身就是一個相對概念，改革開放30多年來，涼山也在發展，只是與內地差距越來越大。作為中國14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之一，涼山只是國家發展不平衡的一個縮影。

　　侯遠高是涼山美姑縣人，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學，主攻民族學與人類學。在他看來，涼山的貧窮有文化差異的因素，但更多是受惡劣的自然環境限制。很多村寨不通路、不通水，高山土壤貧瘠，而且隻能種一季糧食。

　　據他觀察，近幾年，國家對涼山扶貧資金的投入大幅增長，但扶貧資金大部分用於“彝家新寨”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多數貧困戶並沒有獲得扶貧專項資金，他們能夠得到的農村低保、糧食補貼和退耕還林補貼等，能緩解貧困，但不足以實現脫貧致富的目標。

　　這位彝族學者還抱怨，政府和企業在涼山開發自然資源，卻缺乏觀照鄉村發展。“比如為了修水電站，把河谷的鄉民搬遷到山上去住，發的電輸到東部去了，山上的農民還在點煤油燈。而且這些企業的注冊地不在涼山，當地每年因此流失稅收上百億。”

　　“但無論如何，板子不能打到窮人的身上。”侯遠高說，眾多鄉民生活在封閉隔絕的大山裡，不能接受良好教育，何談接受現代文明。

　　“新的衣服孩子穿上幾天后又臟了，又不洗，新舊沒有太大區別。”他認為，物資不應該成為外界對涼山真正的關注點。毒品、艾滋病等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邊緣化。

　　侯遠高說，在涼山開展公益項目的機構有上百家，絕大部分都在做鄉村教育、兒童救助、禁毒防艾、就業和創業培訓等，為的是提高當地人的自我發展能力，而非用金錢“養懶人”、“養窮人”。 這些公益機構最反感的，就是個別人在網上發布涼山慘不忍睹的照片，讓網友看到后捐錢、捐物資。

　　對於網上指責涼山人“懶惰”的聲音，越西縣普雄鎮寶石村黨支部書記潘小伍很不屑。潘小伍所在的寶石村，1991名村民中，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按一個家庭兩名大人三個孩子的家庭結構推算，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勞動力外出打工，且以青年男性為主。

　　“那些發表評論的網友，去山裡看到過真正的彝族同胞嗎？”公益組織索瑪基金會理事長黃紅斌常年在涼山貧困山區行走，所到之處，看到的都是老人婦幼全家在田間勞動，極為辛苦。

　　知識分子的鄉村自救

　　侯遠高用10年時間，探索修補涼山鄉村社會裂痕的著力點。

　　禁毒與防艾，是涼山鄉村建設繞不過去的議題。在涼山的鄉村，公路兩旁的民房磚牆上總是隨處可見“遠離毒品、預防艾滋”、“吸毒違法、販毒有罪”之類的宣傳標語。

　　早在2002年，一些彝族知識分子就意識到毒品、艾滋對於涼山的潛在威脅。那時因共用針具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的僅數百個病例。侯遠高等人向政府遞交調查研究報告，認為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艾滋病將使涼山陷入發展危機。十幾年間，當地艾滋病例增至30000余例，大量家庭由此破碎，孩子成為孤兒。

　　2005年，侯遠高連同其他彝族學者、官員、企業家創建了“涼山彝族婦女兒童發展中心”(以下簡稱發展中心)，專注禁毒防艾教育和兒童救助。

　　據民政部門統計，2013年涼山州共有6727名孤兒，其中有257名還感染了艾滋病。另外還有19072名特殊困難兒童，后者多為失去父母依靠的孩子。涼山彝族習俗，丈夫去世后，妻子改嫁時不會帶走孩子。

　　發展中心和教育部門合作，為這些特殊困難兒童提供長期綜合救助。他們創辦全寄宿制愛心班和愛心學校。愛心班設在鄉村中小學裡，配備生活教師和廚師，孩子的吃住都有人管。孩子每天能吃一次肉，一學期發兩套衣服。

　　美姑縣孤兒吉爾日呷今年12歲了，剛升入小學二年級。他的父親吸毒，得艾滋病死了，母親拋下他，離家出走。被“愛心班”接收前，吉爾日呷跟著叔叔在山上生活，沒上學，小小年紀就背著個竹筐干農活。

　　生活老師小金發現，吉爾日呷剛來時內向極了，不會漢語，生活自理能力很差，鼻涕流下來都不會擦。今年8月北京青年報記者見到吉爾日呷時，他成了一個干淨、愛笑又懂禮貌的小男孩，還在就讀學校拿到了“最佳小雷鋒”的獎狀。

　　發展中心通過“一對一委托撫養和助學”的方式，解決經費來源問題。即一個城市家庭資助一個孩子，助學、生活費全算下來一年3000元，資助最少9年，確保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短期資助的不要。“愛心班”模式很快得到推廣，其他NGO組織也參與進來。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涼山約有200個類似愛心班的救助平台，使近萬名彝族孩子得到綜合救助。

　　2010年，發展中心和美姑縣政府合辦了涼山第一所愛心學校，當時借用了鄉村中學的閑置校舍。目前，900多個特殊困難兒童有了生活和教育保障。

　　侯遠高有更大的野心，他計劃在昭覺再建一所愛心學校，因為昭覺的特困兒童更多。萬達集團曾於2012年宣布要捐款2500萬元援建該校，遺憾的是，由於某些原因，至今仍未動工。“如果能建10所愛心學校，涼山大多數特困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問題就能夠解決”。

　　為了讓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的孩子繼續有書讀，發展中心開辟異地入學的方式。就在今年8月，安徽馬鞍山中加雙語學校成立了兩個涼山彝族特困學生班，接納118名愛心班畢業的學生到該校免費就讀，直至高中畢業。 另有50多名初中畢業生到皖江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和揚州天海職業學校接受3年的職業教育。

　　“我看網民現在要麼罵政府，要麼罵彝族，沒有人在討論應該怎麼幫助這些孩子。這很不正常。”侯遠高本人就是靠讀書走出的大涼山，他深信教育的力量。

　　侯遠高早期專注學術研究，他發現，上世紀90年代，涼山的封閉被外界打破后，年輕人從電視上看到外界的繁榮先進，紛紛去城市打工，可是教育水平低下、語言不通，使他們就業受到排斥，逐漸淪為城市邊緣。“隻要彝族孩子有教育機會，在城市有平等的就業機會，能有尊嚴地在城市生活，他們就不會頹廢……”

　　政府以外的補漏嘗試

　　侯遠高鄉村調查時曾遇到兩個孤兒，由爺爺奶奶看護，每月補助金加起來1200元。但志願者去的時候看到，他們住的土坯房幾近傾塌，孩子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而且沒讀書。

　　侯遠高有點生氣，他質問老人：國家發給孤兒的補助呢？奶奶說，孩子姑姑拿去存起來了。他又追問：存起來干嗎，怎麼不讀書？奶奶說：長大了給他們娶媳婦用。

　　作為鄉村建設的探索，侯遠高的團隊嘗試對涼山兒童立體救助。比如，他們在調查中發現，盡管政府足額發放救助金，但孤兒、特困兒童的生活往往並不能得到保証。對於監護人有沒有履行撫養責任，目前政府並沒有監督評估機制。

　　彝族孤兒木苦衣伍木的“最悲傷作文”引發關注時，志願者也曾一再強調，孩子缺的不是錢，而是關愛。據悉，五姐弟每人每月孤兒補助有678元。

　　得知網友為妹妹捐款40多萬元，木苦衣伍木大姐曾咨詢，能否用部分捐款為弟弟蓋一所房子。作為家庭的實際“監護人”，16歲的大姐自己還是一名未成年人，小學三年級便輟學了。在她有限的見識中，蓋房子才是為弟弟妹妹作的務實打算。

　　很明顯，鄉村社會建設中還有政府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侯遠高認為，所有貧困鄉村都需要配備專職的兒童社工人員。

　　民政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北師大兒童福利中心曾在涼山做試點，為試點村配備一個兒童福利主任，負責為全村兒童提供支持，效果很好。遺憾的是，試點項目做完后沒有得到推廣。

　　發展中心在小范圍嘗試延續這種試點。他們與昭覺縣政府合作，在日哈鄉建了一個鄉村兒童社工站，配備專職社工，以鄉村學校和幼兒園為平台，為兒童提供多樣化的社會服務，確保全鄉兒童的基本生活、教育、健康和安全都能夠得到保障。

　　在昭覺，發展中心支持感染艾滋病的婦女成立了20個互助小組。在動員培訓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療的同時，支持她們發展家庭養殖業。想要養豬，就給她們發母豬、修豬圈。算下來，一頭母豬一年可以增加幾千塊錢收入。

　　侯遠高考慮的是，有了生計來源，感染者就不需要外出打工，可以在家安心接受治療。不僅挽救了當事人的生命，還可避免感染者家庭的孩子成為孤兒。

　　發展中心還利用民族文化優勢幫助禁毒防艾推廣。在農村做防艾禁毒宣傳，政府通常使用漢語，部分鄉民接受時很費勁，發展中心開發七八種彝族培訓教材，並用上彝族戲劇、彝族電視劇等多種方式幫政府推廣。

　　政府購買服務的雙贏

　　作為學者，侯遠高的大部分精力卻用在籌款上。每年發展中心至少需要募集五六百萬元，他得四處化緣。

　　“最理想狀態是政府購買我們提供的社會服務，給予一些資金支持。”作為當地最大公益組織和專業服務機構創辦人，侯遠高對地方政府最基本的期許是允許做事，其次希望給予支持和配合，“民間組織不怕政府管，就怕政府不管”。

　　2007年到2009年，發展中心曾經培訓600多名農村彝族女孩到城市就業。志願者用半年時間教她們漢語、城市生活知識和職業技能。細致到怎麼過馬路，如何上公共廁所等基本常識。培訓合格了，發展中心再為她們提供就業崗位，並跟進回訪。但沒有后續資金支持，項目結束以后沒法繼續做了。

　　“社會組織通過公益創新，探索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但要在更大范圍推廣，以產生整體效果，沒有政府購買服務不行。但這種支持現在還很少。”侯遠高不無遺憾地說。

　　侯遠高說，近年來，在涼山開展項目的公益組織比較多，因為大的政策環境很好，涼山各級政府比較務實。但地方政府對支持公益活動還是有很多顧慮的，特別是對社會組織或志願者為了籌款，頻頻在網絡上宣傳涼山落后的一面，“確實很惱火”。

　　如果政府能夠通過購買服務，解決社會組織的資金問題，同時加強監管和指導，形成一種相互理解信任的良性互動與資源整合機制，情況就會完全不一樣。

　　他強調，社會問題要依靠社會力量來解決，不是政府大包大攬能夠解決的。像教育、醫療衛生、扶貧、救災等公共服務領域都需要依靠公民社會發揮主體作用。

　　標簽背后隱藏的發展

　　被問到涼山這些年是否也有變化，侯遠高的語調會和緩很多，吸煙速度也慢了下來。

　　侯遠高眼中的涼山，基本溫飽已不是問題，沒有人餓肚子，“涼山並不像網友‘視覺上’所看到的那麼貧窮。”常年扎根涼山，他看到盡管鄉村教育很差，但彝族大學生數量在增長。此前看不到教育的希望，鄉民寧願讓孩子去放羊，但現在隻要條件稍好的農村家庭都把孩子送到縣城讀書，縣城學校人數爆滿。

　　一所鄉村幼兒園，本來准備招40個，但報名的就來了80多個。去年起實行的“9+3”(九年義務教育+三年職業學校)政策很好，為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提供學習就業技能的機會。

　　政府民生工程在農村也起到明顯作用。新農村合作醫療讓鄉民看得起病了，鄉村約有四分之一家庭享受農村低保。農產品價格提高了，當地消費結構也在變化。

　　侯遠高說，過去趕集能吃一碗面條或買個包子，鄉民就很滿足了。一到趕集的時候，鄉村信用社擠滿了取錢的人，買水果、蔬菜和肉回家給孩子吃的家庭越來越多。而2007年前后伴隨東部民工荒出現的彝族民工潮，驅動四五十萬彝族人在外打工，佔到了涼山彝族人口的四分之一。當來自大山的人們逐漸適應了城市生活，有了合法穩定就業的機會，吸販毒的人自然會越來越少……

　　侯遠高的中學老師曾當過10年涼山州州長。他跟學生說過，涼山的貧困問題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侯遠高認為時間或許可以提前：“他那代人做了幾十年，我們這代做幾十年，我估計到下一代，應該就可以走出一條不以犧牲自然生態、民族文化和社會公平為代價的發展道路。”

　　本版文/記者 孫靜

　　實習記者 龐園園 秦月 楊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