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邏輯—中國問題—治國理政

　　“中國問題”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生長或產生出來的。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提升出當今需要我們高度關注並回答的時代性課題。

　　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經典文本”與“現實邏輯”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發展，是在研讀“經典文本”與揭示“現實邏輯”的互動中逐步推進的。馬克思是把“經典文本”與“現實邏輯”相結合的典范。馬克思既在“書房”認真研讀經典文獻，同時又走出“書房”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社會考察。他把研讀經典文獻作為揭示現實邏輯的思想資源，但其重點在於揭示當時他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邏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以“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為邏輯起點，著重揭示的是“勞動的邏輯”。在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以“社會實踐”為邏輯起點，著重揭示的是社會實踐在人們所把握的感性對象、認識過程、宗教本質、人的本質、現實社會、新唯物主義、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邏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以“現實的個人”為邏輯起點，著重揭示的是“現實的個人”及其社會生活過程的邏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以“階級”為邏輯起點，著重揭示了階級的邏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商品”為邏輯起點，著重分析揭示了商品展開的內在邏輯。正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在研讀大量經典文本的前提下，深入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邏輯”，才創立了馬克思主義。

　　當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是“經典文本”研究有余而“現實邏輯”研究不足。1978年以來，我國學術界在“經典文本”，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文本這一“上篇”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央編譯局、中共中央黨校、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黑龍江大學等單位的一些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學術貢獻，推進並深化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應充分肯定。然而，我們對當代中國的“現實邏輯”這一“下篇”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有些學者對研究“現實邏輯”不屑一顧，不願研究;有些學者對研究“現實邏輯”無能為力，不能研究;有些學者對研究“現實邏輯”顧慮重重，不敢研究。由此就造成這樣的狀況：馬克思注重“走出書房”，而我們多“呆在書房”;馬克思注重解讀“現實邏輯”，我們多遠離“現實邏輯”;馬克思的學說引領著時代和實踐發展，我們的研究卻落后於時代和實踐發展所要求的水平;馬克思的學說是世界性的，我們的一些研究成果卻是自言自語;馬克思的學說是實踐性的，我們的有些研究成果只是概念性的。一句話，我們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對接不上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

　　哲學所理解的“現實”

　　應怎樣理解我們所講的“現實”?哲學所理解和把握的“現實”，從本質上講，不僅僅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象”或“表象”。它具有三層含義：一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及其展開;二是現象背后的“本質性”及其展示;三是感性背后的“理性”及其展現。“現實”並不是與偶然性、現象和感性毫不相干的。我們往往是透過一系列偶然性來把握必然性，通過現象來把握本質，通過感性來把握理性。因為必然性與偶然性、本質與現象、理性與感性是直接相關的，是緊密聯系住一起的。現實，是一種必然與偶然相統一、本質與現象相統一、理性與感性相統一的存在，那種沒有表現在偶然、現象和感性中的必然、本質、理性只是在邏輯中存在，不具有現實性。有些學者割裂了必然性與偶然性、本質與現象、理性與感性的關系，隻強調必然性、本質和理性而忽視偶然性、現象和感性，這就把自己置於偶然性、現象和感性之外，而在實際上卻是難以真正把握必然性、本質和理性的。因為如果不與感性的現象接觸，我們是永遠把握不到必然性、本質和理性的。我們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握感性現象背后的本質、必然性及其展開、展現的內在邏輯，而方式，是要用理性思維透過偶然、現象和感性來把握的。這就對我們的研究提出了要求：既要了解感性現象，更要把握其本質和必然。這叫作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

　　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

　　如何全面准確深入揭示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其邏輯起點是什麼?這需要借助哲學思維和方法。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使命，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為此，首先要實行“結構轉型”，因為現代化過程首要是結構轉型的過程。這種轉型，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艱辛探索和積累的基礎上，從1978年真正開始的。“結構轉型”是把握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的邏輯起點。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是政治權力過大，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相對較小，而且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往往依附於政治權力。這本質上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這種結構必然產生“權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級管制、缺乏制約”的權力運作方式。這種權力結構及其權力運作方式具有一定的歷史積極作用，這就是如果決策正確，可以動員和組織國家一切資源和力量辦大事。然而，它也有弊端，即權力高度集中而如果缺乏有效制約，容易產生腐敗和不良作風。這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結構性障礙。結構轉型，就是要進行“領域分離”：一是政企分開;二是政社分開。政企分開，意味著有一個領域相對獨立，這一領域是經濟領域。在這一領域，市場力量或資本力量逐漸增長並發揮作用。政社分開，意味著另一個領域相對獨立，這一領域是社會領域。在這一領域，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力量逐漸增大並發揮作用。顯然，伴隨著領域分離的是“力量轉移。”

　　今天，我國的市場或資本力量、社會力量的增大，就是這種力量轉移的真正寫照。力量背后的實質是利益。由此，力量轉移必然帶來或展開的邏輯，就是“利益博弈”。今天，我們正處在各種力量和利益的博弈期。思想的背后是利益，利益往往是用思想來表達的。這種力量和利益博弈的必然邏輯，就是“思想多元”。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力量、利益、思想多樣多元的時代。力量轉移、利益博弈和思想多元正在引起當今中國社會廣泛而深刻的變化，這就是“整體升級”。

　　具體來說，1978年以來，我國真正開始實行結構“轉型”，現在還一直處在轉型過程中。然而，1978年之初，我國處在解決“發展問題”時期，這種轉型也只是在某些領域展開，而不是整體轉型。十八大以來，以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標志，我國真正進入了鄧小平所說的“發展起來以后”時期。這一時期，我們所發生的不只是部分轉型，而且是以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為推動的整體轉型，甚至是整體轉型升級。這種整體轉型升級，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權力運作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開了。這種整體轉型升級首先要解決因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且法治、德治、治理沒有跟進而在今天出現的思想分化、認同危機問題，目的是為了達到“整合共識”。要解決思想分化、認同危機進而達到整合共識，要積極推進當代中國發展的整體轉型升級，“現代治理”能力是關鍵。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背景和意義就在於此。現代治理的主要手段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首要目的是解決思想分化、認同危機進而達到整合共識，且順利推進當代中國的整體轉型升級，這些都是為了“建構秩序”，即建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良性秩序。當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正致力於建構這種良性秩序。如提出的公平正義、建設法治中國、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德治國等等。現代治理、建構秩序的根本目標，首要就是“民族復興”。這，就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

　　時代性課題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

　　“中國問題”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生長或產生出來的。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人們所要回答的“時代性課題”，或者說，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應提升出當今需要我們高度關注並回答的時代性課題。根據以上論述，這一時代性課題，從哲學來講，可從目標和手段兩個基本維度來把握：一是目標維度，即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二是手段維度，即怎樣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近代以來，尤其是1978年以來，中國的歷史使命和總任務就是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實現“結構轉型”“整體升級”“整合共識”“現代治理”和“建構秩序”等，主要就是解決怎樣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問題的。

　　解答這種具有總體性的時代性課題所需要的哲學思維，是“總體性戰略辯証法”。這裡，戰略思維重根本、全局和長遠，是對戰略問題做出戰略性思考和謀劃。總體性辯証法注重系統、結構、矛盾和重點，注重聯系和發展，注重運用辯証思維化解矛盾、解決問題、把握工作重點。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產生出來的，是從對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產生的“中國問題”尤其是時代性課題的解答中產生出來的。這裡的邏輯是：現實邏輯—中國問題(時代性課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可以說，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書寫當代中國發展“現實邏輯”的典型范例。具體來說，習近平總書記具有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他心目中的問題，從根本根源性來講，就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生長出來的時代性課題。他運用戰略思維來思考和謀劃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這是目標維度)，這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運用總體性辯証法來思考和謀劃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這是手段維度)，這集中體現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