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華北抗戰（銘記·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如同滾滾黃河激流中聳立的那“中流砥柱”，在國內外凶險復雜的局勢中，始終保持清醒的戰略定力，在不同時期適時提出不同的戰略目標，極有成效地喚醒和組織了四億五千萬炎黃子孫，建立廣大的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有力地促進和支持了正面戰場的抗戰，使抗戰成為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來第一次勝利地反抗外國侵略的全民族戰爭。

　　在華北，國民黨軍隊經過一定抵抗后大踏步后撤之際，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迎著日軍侵略者的鐵蹄插入山西敵后，先后開辟晉察冀、晉綏、晉東南等敵后抗日根據地，形成全國抗戰中的一個“特殊局面”。

　　作為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就是這“中流砥柱”群體中的重要領導者，為華北抗戰“特殊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奠定華北抗戰的群眾基礎

　　如何對付在軍事和物資上都佔絕對優勢的日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目光投向山西這塊四面環山、號稱“華北脊梁”的地區。用任弼時的話說，“山西自雁門關以南，井陘、娘子關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區，對保衛華北、支持華北戰局，有極重大的意義。敵人要完成其軍事上佔領華北，非攻佔山西不可。”為此，中共中央於1936年春派劉少奇同志以“中央駐北方代表”的名義前往平津，恢復和領導華北黨組織，貫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戰做准備。

　　1936年3月初，劉少奇到達天津。他以豐富的白區工作經驗，適應民族矛盾已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形勢，在華北率先取消“抗日”與“反蔣”並提的口號，指示中共北平市委改變同國民黨當局對立的政治態度，指導北平學聯發表《致宋哲元將軍的一封公開信》，取得國民黨第二十九軍官兵對抗日救亡運動的支持，鞏固了“一二·九”運動的成果，影響全國逐步形成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劉少奇還以陶尚行、莫文華和K·V等筆名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公開刊物上大力宣傳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對有些質疑進行釋疑解惑。經過一系列耐心細致的工作，他成功地指導北方局實現了遵義會議后黨在白區工作的轉變，使北方局黨組織在抗戰爆發前即發展到五千余人，並發展了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建立了黨領導下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這些黨員和進步青年像種子一樣，組織大批宣傳隊、戲劇隊、歌詠團等，使抗日救亡運動在華北乃至全國迅速活躍起來。

　　就是這些組織力量，在盧溝橋事變后響應北方局的號召，從平津撤退，“脫下長衫到農村去”，組織動員廣大群眾參加抗日，從而奠定了八路軍發展壯大的堅實群眾基礎。

　　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

　　進行抗日准備工作不僅要廣泛發動群眾，還要准備相當數量的領導骨干做中堅力量。劉少奇在得知國民黨北平監獄中還關押著相當一批黨的骨干力量之后，就同北方局組織一起商量如何把這批骨干力量營救出來，以免在日軍進犯后被殺害。經請示中央批准后通過一系列內線工作，把這一批同志陸續營救了出來，並派往華北各地乃至全國，極大地加強了黨在華北各地的領導力量。

　　由於這一特殊決策的影響，在山西，實際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式的“特殊統一戰線”，成為形成華北抗戰“特殊局面”的重要條件。

　　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由國共兩黨通過派出一定人員進行不定期的會商來進行的，沒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和合作綱領。而在山西除了這一形式外，還形成兩種具有一定組織形式和合作綱領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形式：一種是由於八路軍力量的強大，由中國共產黨推動，在晉北、晉西北戰區成立的由八路軍、山西政府人員和愛國民主人士組成的“戰地動員委員會”﹔另一種是“帶著閻錫山的帽子”，由閻錫山擔任名義會長的“抗日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和山西抗戰開始后，由薄一波向閻錫山建議、劉少奇積極支持而成立的“抗日決死隊”（簡稱決死隊）。這兩個組織名義上都由閻錫山領導，實際工作則由薄一波、楊獻珍為首的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開展。太原失守后，還由薄一波等共產黨員起草、閻錫山政府公布了《山西抗日救國綱領》，實際成為一種類似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兩黨具有共同組織形式、共同綱領的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

　　然而，與大革命統一戰線失敗不同的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始終在統一戰線中保持了主動權，而成為華北抗戰中“成功的一著”。劉少奇親自起草《山西農民會章程》，以犧盟會的名義發布，用閻錫山可以接受的語言，裝上實際能夠武裝訓練群眾的內容。特別是他積極支持薄一波組建的新軍決死隊，名義上是閻錫山領導的隊伍，實際成為由中共黨員通過政委具有最后決定權的原則掌握著相當權力的特殊的統一戰線性質的軍隊。它分布在晉西、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等地，陸續擴充為四個縱隊，五萬余人，在配合八路軍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堅決主張抗日游擊戰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劉少奇正在延安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在得知事變消息后，他同毛澤東、張聞天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中央關於盧溝橋事變后華北工作方針問題給北方局的指示》等一系列電報。隨后他便迅速返回華北，於7月下旬在太原前線重新組建北方局領導機構並任北方局書記，開始按照中央決定的方針部署各項工作，特別是“准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8月底，八路軍出師華北。9月21日下午，朱德率領八路軍總部抵達太原。彭德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八路軍將領也同時到達太原。周恩來則作為同閻錫山方面聯絡的中共中央代表已於9月5日到達太原。一時將星雲集。

　　當天下午，劉少奇主持的北方局同八路軍總部各位將領及中央代表周恩來，在太原成成中學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戰爭形勢和八路軍的行動、發動群眾、擴大八路軍以及如何保衛山西太原等問題。

　　劉少奇在會上發言，旗幟鮮明地提出抗日游擊戰爭將成為華北人民反對日軍的主要斗爭方式，“要廣泛地准備游擊戰爭，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數十萬人、槍的強大的集團軍，要建立起很多根據地，我們才能擔負起獨立堅持華北抗戰的重大任務”。對於保衛太原的問題，他認為由於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太原是保不住的，中心應是發動群眾，黨員干部應脫下長衫去農村組織游擊隊。與會的一些八路軍將領不同意他的意見，認為華北不至於全部淪陷，集中一切力量，聯合國民黨進行頑強的正規戰，可能抵擋住日軍前進。因此，游擊戰爭隻能在敵人側后不大的地方進行，強調以運動戰保衛太原。

　　劉少奇在對理論和形勢問題的分析上是一個有獨立見解且原則性極強的人，參加革命近二十年來，他在這些問題上沒少同中央和許多同志爭論過，由此他常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但他認為爭論清楚問題對革命發展有利，尤其是事關抗日戰爭戰略方針的原則問題，是有關黨和軍隊乃至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他同持上述意見的同志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從下午兩點一直進行到深夜兩點，開了整整十二個小時，仍然沒有能夠完全統一思想。遠在陝北的毛澤東也密切關注著前方局勢，他連續致電八路軍總部，強調：“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

　　經過一番爭論，劉少奇關於抗日游擊戰爭的理論、原則初步考慮成熟。10月16日，他發表《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的小冊子，科學論証了游擊戰爭將成為當前華北人民反對日軍的最有效的主要斗爭方式。

　　他分析在華北發展游擊戰爭的條件和勝利的可能，分析日軍在華北作戰的優點和弱點：“如果在華北能廣大的發展游擊戰爭，能遵行正確的戰略戰術與正確的政策，那末敵人愈加深入中國內地，他的后方聯絡就愈加困難，延長數千裡的鐵路公路交通，到處都有游擊隊去破壞和截斷，就要逼使敵人用極大的兵力來保護交通聯絡線，就可圍困深入內地的敵人，便利主力去消滅這部分敵人，收復被敵人佔駐的一些地區。”“在華北數十萬正規軍不能戰勝少數的敵人，但華北數十萬游擊隊是能戰勝多數敵人的，華北的反日游擊戰爭是有著光明前途的。”他還敏銳地意識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建立抗日根據地以及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三者之間的內在統一關系：“游擊戰爭是要有根據地的，沒有根據地的游擊戰爭就不能長期堅持。在華北日軍雖然佔領著交通要道與主要城市，但各省邊區山地及廣大的鄉村，日軍是不能到達或不能經常武裝佔領的。在這些區域中就應該建立抗日根據地，作為游擊隊活動的后方。”

　　劉少奇這本在中共黨內最早系統論述抗日游擊戰爭的著作，一經發表，就迅速被印成小冊子，成為當時中共和八路軍舉辦的各種培訓班的教材，為八路軍在華北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開創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

　　這一時期，劉少奇的工作異常繁忙。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積極調集北方局的精兵強將，迅速前往晉東北、晉西、晉東南等地。他當時的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派赴華北根據地的干部到北方局來接頭、開會、談話的很多。劉少奇同志和一些干部談話，一談就是一晚上。”尤其是太原失守后，他更以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開始了創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新階段。

　　他不失時機地為北方局起草《獨立自主地領導華北抗日游擊戰爭》的決定，針對中國政府權力在敵后地區出現暫時斷裂，社會秩序極端混亂，散兵流匪乘機作惡，漢奸到處欺騙造謠，人民情緒惶恐不安的局面，指出：“目前我黨在華北就是要進一步獨立自主地去領導游擊戰爭，動員最廣大的群眾參加游擊戰爭，爭取廣大的鄉村成為游擊戰爭的根據地，以配合華中華南的正規戰爭，推動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的改造。”

　　他同周恩來、朱瑞、彭雪楓和薄一波等一起研究，推動閻錫山根據山西的地形把山西全省劃分為七個游擊行政區域，每個中心區派犧盟會的政治主任一人，管轄四五個縣，指導和聯絡各縣加強戰爭動員工作。並以犧盟會干部去動員新兵，武裝民眾。與此相應，他們又劃分了中共方面的軍區與軍分區，委任各區軍事負責人來系統地計劃與布置這些區域的工作。

　　在晉西北，劉少奇指示由第一二〇師政治部作省委，並交給他們一批干部，利用戰地動員委員會的形式，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游擊隊。一二〇師地方工作團和當地黨組織率先開始進行了改造政權的工作，有些共產黨員擔任了縣長，開始了晉西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建設。

　　對毛澤東非常重視的晉察冀三角地區，劉少奇派出山西省委組織部長李葆華率相當數量的干部奔赴那裡，成立冀察晉臨時省委，以八路軍政治部及戰地動員委員會的共同名義，動員同蒲路東和正太路北的各縣民眾，發展游擊戰爭。太原失守后，他又從臨汾加派黃敬率一批干部趕赴晉察冀地區，成立與各個軍分區領導范圍相適應的特委﹔縣以下各級黨的組織也先后建立起來。1938年1月11日，敵后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在阜平成立。這在全國是一個首創，鼓舞淪陷區人民與日軍展開斗爭，成為插在日本佔領區的一把尖刀，成為晉察冀邊區一千多萬人民堅持敵后抗戰的堅強堡壘。

　　在晉中、晉南地區，劉少奇指示中共山西省委，主要利用閻錫山的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動員組織群眾。他同時加強山西省委的領導力量，派出他的秘書林楓擔任山西省工委副書記，並調派許多從平津撤退到太原的中共黨員和民先隊干部，深入各縣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與自衛軍。

　　對於晉東南地區，劉少奇派出彭真組織軍政委員會，加強中共對晉東南地區的領導。他請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及第一二九師同薄一波率領的決死第一、第四縱隊加強聯絡，通力合作，“把發動群眾，鞏固政權，擴大武裝作為工作的中心”。劉少奇和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以及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彭雪楓，則在臨汾開辦了許多一星期就結業的訓練班，訓練結束后立即分派到各地去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尤其是開辦了培養游擊戰爭骨干的八路軍“學兵隊”，先后培訓了七八百人，為晉南各縣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提供了組織基礎。

　　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的實踐中，作為一個戰略區的領導人，有理論准備與沒有理論准備，這兩者之間的效果大不相同。由於有明晰的理論作指導，劉少奇能夠把毛澤東提出的宏觀的戰略原則創造性地具體化為可操作的方法、步驟，使華北尤其是山西各地的黨組織，“在領導上、計劃上、原則上各方面都准備好了”，充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為八路軍神出鬼沒地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提供戰場服務，為八路軍的迅速發展壯大提供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証。

　　到1938年2月，華北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已基本建立，並先后粉碎日軍大規模的多路圍攻，初步發揮了牽制敵人、支持正面戰場的重大作用。毛澤東提出的“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的目標，經過劉少奇等北方局和八路軍將士們的辛勤努力，完全實現了！抗擊日軍的人民抗日游擊戰爭烈火隨之在整個華北發展燃燒，成為支持中國八年抗戰勝利的“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銅牆鐵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