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無法抹去

　　還記得20年前，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的時候，中宣部邀請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老作家匯聚一堂，共337人，我所在的川渝地區有22人。20年后，當我重新翻開那張印著名單、已經泛黃的報紙，給久違的老朋友打電話時，才發現隻有3位還在人世。百歲老人馬識途身體尚好，我也還行，寫過《泥土的夢》的杜谷老人，卻已經躺在床上了。

　　想來，即便是在全面抗戰之初出生的人，現在也將近耄耋之年，真讓人感慨。戰爭的親歷者在無可挽回地漸漸逝去，戰爭的記憶卻是無法抹去的。直到現在，我想起經歷過的日機大轟炸、偷渡敵人封鎖線、潼關遭炮擊、穿過赤地千裡的中原災區等，依然覺得歷歷在目。

　　1944年，我進入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習。戰爭局勢無疑是大家最關心的話題。有一次，復旦請來當時的進步作家姚雪垠做演講，姚雪垠講了自己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並且透露了前線的一些消息，引來聽眾熱烈提問。也正是因為對抗日的關注，畢業后，我作為新聞工作者，報道過日本戰犯審判事件、追訪過南京大屠殺親歷者等，在這一過程中思索戰爭及其歷史影響。

　　著名作家、戰地記者蕭乾給我們上課時曾說過：新聞每每寫作出來是有生命的，時間長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要注意加點“防腐劑”。隨著時間推移，抗戰歷史漸漸遠去，寫小說的想法在我心裡越來越強烈，給真實的歷史加上獨特的防腐劑，讓抗戰的故事更有生命力，傳播得更久遠，不正是小說有別於新聞的功用嗎？

　　南京大屠殺之后，上海《字林西報》登出文章，曾預言這些淒慘的事實注定“要成為若干世紀的讀物”。事實的確如此，以日軍侵略南京為主題的書寫，這幾十年來就沒有停止過。親歷戰爭的作家阿垅，在當時就以紀實性的筆觸描寫了日軍侵略暴行下南京一片生靈涂炭的慘景，向歌頌戰爭的日本“筆部隊”進行討伐。而今年，作家何建明又推出了《南京大屠殺全紀實》。為什麼要一再講述那已過去了的漫長而嚴峻的戰爭年代？要我說，害怕戰爭並不能避免戰爭，寫戰爭是為了和平。伴隨抗戰的進步性與正義性而來的那些英雄事跡，是值得謳歌的﹔在反侵略戰爭面前猥瑣退縮的懦夫和敗類，需要鞭撻。“戰爭是一面鏡子”，應該指的就是人們在戰爭面前是與非、勇敢與怯懦的抉擇與表現吧。事實已經表明：在侵略者面前，中華民族的兒女從來不是弱者。而這些正需要我們用抗戰小說表現出來。

　　為了書寫開灤煤礦工人節振國的抗日事跡，我曾在冰天雪地裡跑遍冀東的8個縣去搜集素材，甚至可以把趙各庄的礦井地圖都畫出來。小說《赤膽忠心——紅色游擊隊長節振國》發表之后，引起很大反響，我繼續深入唐山調研，完成了第二部《血染春秋》和第三部《英雄衛國》。在這次創作歷程中，我深深地被節振國的個人魅力和民族氣節所感動，他英勇無畏的精神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1976年，得知唐山大地震后，我第一時間趕赴唐山，在有節振國墓碑的烈士墓園，將他已經被震倒的墓碑扶起來，才算安心。

　　我認為抗戰小說創作應該是站在當今、回顧過去、昭示未來的，沒有這種氣勢，就很難有震撼人心的大作品。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以淪陷區的老百姓視角，表現普通人在大時代歷史進程中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我每次讀都有觸動。通過寫戰爭寫人物，看一看我們的來路，從歷史中得到借鑒，去重新思考中國的命運，重溫希望、信念、理想、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這是我願意貢獻力量的地方。

　　如今我已經90多歲了，有些拿不動筆了，一隻眼睛失明，另一隻眼睛看東西也非常模糊。但我還是常常回憶起那戰火紛飛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像一個歇腳的過客，坦誠地講講我的人生旅途上最難忘的人和事，把回憶告訴更多的人。

　　（本報記者 任飛帆採訪整理）

　　作者簡介：王火，1924年生於上海，著有小說《戰爭和人》、“節振國系列”、《外國八路》等。